中國現代學運的體制與歷史原因探索──八九高校動態分析
陳小雅
2002年7月2日
  

提要: 
  ﹒一、 兩個“舉世無雙”之間的關係──“學人干政”的舊體制依據
    ﹒1、“公車上書”與“幹部口糧”
    ﹒2、“國家治學“與“學為國家”
  ﹒二、 湖南的文科實力是如何被打垮的?
  ﹒三、 八九民運中扮演主角的高校類型考察
  ﹒四、 信息推動型社會中知識載體的特殊地位
    ﹒1、“三角地”現象透視
    ﹒2、“師承關係”透視
  ﹒五、“晚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的發展特點及依托主體
  ﹒五、 歷史形成的關係只能在歷史中去化解
  ﹒注釋:


中國現代學運的體制與歷史原因探索

──八九高校動態分析

陳小雅(北京)



一、 兩個“舉世無雙”之間的關係──“學人干政”的舊體制依據  

  中國現代學生運動或知識集團干政議政,如果要自敘家譜的話,最早源頭,一般會追溯到19世紀末期戊戌維新時期的“公車上書”。之所以會有這種聯想,一個淺近的原因是,這兩次事件與今天的“學運”一樣,均處在政治“民主化”與“現代化”這個歷史背景展現之後。鑒於一種知識與精神的傳承譜系,現代學運、尤其是八九民運中許多弄潮兒的思想、口號和行為方式,都是以戊戌維新志士為楷模的。至於更深層的原因,恐怕就是古代士大夫傳之於今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價值傳統了! (64memo.com-2004)

  不過,如果仔細搜索,人們會發現,戊戌維新之前,中國早有學人干政的傳統。它不僅絕非“空前舉措”,而且至少延續兩千年之久。這種現象,可以說,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那麼,這一“罕見”現象原因何在呢?無獨有偶的是,與它同時並行的,中國歷史上還有並一個“舉世無雙”的存在,這就是它的中央集權專制制度。那麼,這兩個“舉世無雙”之間有沒有關係呢?我想是有很多相生相長的關係的。而在諸多關係中,其中有一種血肉相連的關係,那就是體制關係。 (六四檔案´89)


1、“公車上書”與“幹部口糧”  

  首先,作為一種有干政能力的“學人集團”,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並非單個個體的偶然聚合。如果說,在春秋時代,他們還是以比較自由的、“獨立知識分子”的姿態發揮作用的話,到了戰國時代,它們已經成了潛在的政治利益集團供養的,為角逐王位而凝聚的“士”的群體。自秦朝專制帝國到清朝的兩千多年中,這個群體已經被整合到統治集團內部。

  今天,經常有人誤會古代的“太學”就是今日的大學,古代的“取仕制度”是一種教育制度,古代的科舉就是今日的考試。其實,這是一個極大的誤會!這其中最大的差別就是,古代的太學,是為朝廷培養幹部而設立的;古代的“取仕制度”(無論是推薦還是考試),都是一種“幹部制度”。所謂“太學”,其實是朝廷官員的“預備班”;“讀書進 士”,即是官吏選拔的“初級階段”;考試的內容──策論,就是對治國能力的一種測驗;取得了學位,叫做成就了“功名”;而科舉考試的第一名──狀元,與宰相──這個人臣之首,是直接掛鉤的。 (64檔案/2004)

  因此,那時的“學人集團”,是直接依附於王權、服務於王權,為國家在王權容忍的範圍之內,行使其社會價值功能的。即使在行使“清潔”功能時,這種指向,也是毫無疑義的!能夠辭官不做的只有極少數、極少數;所謂“眼睛向下”,只有在王朝危機時才發生。而且即使是“眼睛向下”,也是在民間尋找“新天子”,以便輔佐之。

  因此,太學生的“干政”,雖稍有躐越等級之嫌,但基本上是他們的“本分”。而“學人”與官吏“勾結”(今日叫“互動”),除非他們從事的是不名譽的事業,他們只為這事業的不名譽而拖累,並不要為之背負額外的道德重負。

  宋代以後,民間的“書院”興起,算是在體制之外,有了獨立的高等教育事業。但這種“民間學人”干預政事的意興,遠不如“太學生”的濃厚。唯一的例外──明代末年的“東林黨人”雖是以“東林書院”為集結地,但它與被貶朝官的關係,才是其捲入政治的動力。戊戌維新前的“公車上書”,“公車”指的就是坐“公家的車”去考試的學人──雖然還未入官,但已然是吃“幹部口糧”的人了。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他們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獨立知識分子”。 (六四檔案 - 2004)


2、“國家治學“與“學為國家”  

  在這堙A我們不難發現,雖然經過了數次“革命”,在大陸,高等學人與國家的關系方面仍沒有多少改觀。有能力“干政”的古代學人集團,與近、現代學人團體之間,仍存在著許多相似性:除上述“以天下為己任”的價值關懷外,表現在體制上的是,直到近二十年來,大學生與“商品糧”,與“國家幹部”,[1]與一種“高人一等”的身份,乃至與“干政權利”是天然聯繫在一起的。大學生犯錯誤,最嚴重的處罰(不包含觸犯刑律的),就是開回“原籍”! (64memo中華富強´89)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國家治學“與“學為國家”不僅有一種歷史的聯繫,甚至也是一種道義存在。前者是社會的壟斷者為學人的支出,後者是學人對社會壟斷者的回報;前者是一種權利,後者是一種義務。想要學人不“干政”,只有斬斷國家與學人之間的這根“臍帶”,它才會成為一種行使特殊社會功能的名副其實的獨立的社會群體,而不至發生“角色”的混淆。從蘇聯時期的教育體制我們可以看出,儘管我們1952年的院系調整是學習蘇聯的體制,但是在蘇聯,哪怕是斯大林時代,黨對學校和知識集團在政治與思想上的“管制”並不比中國更嚴厲、更深入到個人的細枝末節。這就可以解釋,雖然其知識群體在社會轉型中也起到重大作用(如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及其所屬的文化群落),但在那堙A並未伴隨有“舉世矚目”的學潮發生。同樣,在西方國家歷史中(即使是戰後法國──薩特的那一代知識分子也不例外),知識集團與政權是不相幹的,他們獨立地行使著智識傳播與社會批判的角色功能──它不僅批判政府,也批判社會的一切弊病。 (六四檔案´89)


二、 湖南的文科實力是如何被打垮的?  

  筆者對“學人干政”現象與高校制度之間關係的懷疑,得之於一個偶然的機緣。

  1977年,全國大學恢復統一高校考試[2]時,在湖南應考的本人竟找不到適合自己的文科大學與專業。[3]雖然分數達到重點學校錄取水平,入學通知比一般學校提前一個月送達,但錄取的卻是湖南師範大學的“師資班”。──這件事給我留下了一個隱痛:為什麼全國那麼多好的文科大學、好專業就是不到湖南招生?我第一次意識到,湖南除了師大外,竟沒有一所綜合性高等院校! (64memo反貪倡廉 - 1989)

  以後,我了解到,湖南的大學在文科方面的實力,是在1952年院系調整中被摧垮的。許多專業、學術帶頭人、教師骨幹,被分散到全國,……保留一個專業比較齊全的師大,僅僅是為了“傳宗接代”而已!

  在共產黨執政以前,湖南是以中等教育在全國拔尖著稱的。如果沒有所謂“名額分配”制度,其高考錄取率也是名列前茅。為什麼共產黨執政後,反而要削弱它的生長呢?採取那些“肢解”措施的動機是什麼?──這需要對當時院系調整的宗旨進行調查研究才能得出結論。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當年的院系調整,是學習蘇聯教育制度的產物;與毛的教育思想也是不相干的。我當時的主觀感覺是:這也許與湖南出了個毛澤東有關!與毛澤東的老師──曾國藩是湖南人有關!與梁啟超在長沙辦的“時務學堂”在戊戌維新時期起到的“開風氣”的作用有關!與蔡鍔、黃興是湖南人有關!

  顯然,在中共已取得政權以後,它已經不需要再出另一個毛澤東了!

  ──如果沒有八九民運,我不敢把這種沒有根由的想法端上臺面。


三、 八九民運中扮演主角的高校類型考察  

  在八九民運中,高等學校的學生和教師扮演的是運動的主導角色。據國家教委統計,在僅僅56天當中,中國大陸的80個城市500餘所高校中,計有153萬人次參加了遊行。可以肯定的是,實際的參加人次要大於這個數字,因為這個數字有兩個來源,其一是事發當時的統計,它不可能是全天候的監測結果;其二是清查中當事人供認的統計,為避免遭到懲罰,當事人和單位都會採取“縮小事態”的策略。 (六四檔案 / 89)

  但是,這500餘所高校,並不是同時發動的。它們的投入,表現出如下特點:

  1、重點大學和綜合性大學率先發起;

  2、由綜合性推及專業性、由高級推及中級、由大城市推及中小城市和內地城市(或換言之,由交通、信息發達地帶推及交通、信息次發達地帶);

  3、創議來自重點大學和綜合性大學;

  先來看第一項:重點大學和綜合性大學率先發起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的消息是早晨7時播出的,中午1:30時,在北京

  大學“三角地”就出現了悼念胡耀邦和批評政府、不滿現狀的大小字報。緊接著,在下午的3時以後,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出現悼念性的大字報和挽聯。晚7時,北京師範大學出現一批抄自北大的大字報。此後僅僅一天之內,北京的17所高校出現挽聯標語、大小字報約500餘份。據國家教委統計,其中“屬正常悼念的”佔80%;屬“發泄不滿的”佔10%;屬“攻擊黨和政府、煽動鬧事的”約佔10%。這些大小字報內容,已經包含了後來發生的、全國性民主運動的幾乎所有要點。由此可見,這次運動的發起,與重點大學和綜合性大學是分不開的。 (Memoir Tiananmen´89)

  全國的情況如此,那麼省會的情況又如何呢?在天津,率先起來的是南開大學;在上海是復旦大學和同濟大學;在西安是西安交通大學;在武漢是武漢大學和華中師範大學;在廣州是中山大學;在湖南是湖南師範大學與中南科技大學……它們也呈現出重點大學與綜合性大學領先的局面。

  再看第二項:八九民運中的高校運動,也呈現由綜合性推及專業性、由高等學校推及中等專業學校的“梯級推進”狀態。

  在前述重點大學與綜合性大學發動以後,緊接著起來的有:北京──美術、財經、戲劇、外語、民族、理工、化工、郵電、公安、印刷、服裝、衛生等院校;天津──外貿、紡織、等院校;武漢──水利、理工、財經等院校;廣州──理工、師大等院校……

  在地域上,高校動態則呈現由交通、信息發達地帶推及交通、信息次發達地帶的狀況:

  4月15日──5月3日 北京、合肥、南京、上海、長沙、西安、武漢、長春、成都、重慶、蘭州、鄭州
  5月4日──5月15日 太原、杭州、貴陽、昆明、福州、哈爾濱、呼和浩特、西寧、石家莊、大連
  5月16日──5月19日 新鄉、保定、石家莊、青島、漢中、海南、拉薩

  ──這個統計雖不盡準確,但大體可以反映出由綜合性推及專業性、由高級推及中級、由大城市推及中小城市和內地城市(或換言之,由交通、信息發達地帶推及交通、信息次發達地帶)的線索。

  再看第三項:創議來自重點大學和綜合性大學

  遊行:中國政法大學(行動時間:4、17)
  綱領:北京大學(成型時間:4、18)
  串聯:南開大學(行動時間:4、21)
  罷課: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大學(行動時間:4、21)
  成立獨立學生會: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行動時間:4、23)
  設立廣播站: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行動時間:4、23)
  募捐: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行動時間:4、23)
  對話:清華大學(提出時間:4、28)
  自辦報刊:北京大學《新聞導報》(議論時間:4、29);南開大學《寬容》雜誌(行動時間:5、7)
  絕食: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議論時間:5、11)

  ──有這些創議,大大提升了八九學運的檔次,使之與僅僅發發議論、貼貼標語,進而至打打玻璃或觸及皮肉的老式學生運動區別開來。


四、 信息推動型社會中知識載體的特殊地位  

  顯而易見,以上羅列,雖然也勾畫出作為學運中堅的高校與國家的相互“供養”關系,但它並不證明,高校的級別是現代學運“領頭羊”的“充分必要條件”。相反,只有在高校滿足了它作為“相關信息”網絡之中最敏感、最開放地位,它才能充當“先鋒”或“領導者”的角色。


1、“三角地”現象透視  

  現代高等院校,尤其是綜合性重點大學,是“廣大基層社會──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機關──知識社會”三邊組成的社會“三角地”。由於其所處地理位置(一般在省會、而且新興城市都有一個“學院區”,互相聯絡非常方便──這是實行“趕超戰略”計劃經濟的產物,距離城市中心既不太近,也不太遠);由於其學生來源和師資傳承(一般越是綜合性大學、其學生來源越廣泛,重點大學至少要有半個世紀以上的歷史,因而其師資代際之間的傳承關係越是久遠。即使是幾十年政治運動,也不能完全抹殺這種特徵,一有風吹草動,便會有人興風作浪);更由於其在與國際交流中所處的“得風氣之先”的地位(這一點,左派們反“和平演變”的報告已經寫得很充分),它不僅了匯聚政府的信息,而且能反映民間的信息;它不僅站在首都(或首府)的高度,而且視野伸向廣袤的國土;它們代表了國內的最需要,也能夠反映海外的最敏感,其同情民間疾苦、針砭社會弊病、批評政府腐敗、闡揚改革思想、領導開放文化的作用,在一個“發展中國家”是不可替代的。而且,他們是青年人朝夕相處的聚居地。在這堙A一場足球賽的勝敗足以使人們“揭竿而起”,衝出校園;一個教師的任免和一本刊物的被查封,可以令人們憤世嫉俗。穿著“超短裙” 不是關於裙子和大腿的問題,關乎的是青年人的情志、意向和個性的表現,是青春期的反叛的旗幟!鄧麗君和崔建的歌曲,也不是被當作娛樂、消遣的商品看待,而是一種權利的象徵!總之,種種這些在成年人看來“莫名其妙”、 “污七八糟”的東西,正是構成高校生活風景畫的基本素材,正是它們和政治因素的“風雲際會”,才釀成了1989年的氣候突變。 (64memo.com - 2004)

  ──這種“三角地”現象,就是中國傳統政治所說的“地望”。


2、“師承關係”透視  

  在八九民運中,我們發現四個例子,與“三角地”現象的關係並不明顯,但與“師承關係”或本校、本地區的歷史有重大干係──這就是中國傳統政治所說的“人緣”。

  其一,在八九民運中,北京第一批發動的高校中,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似乎並非重點大學,但是,作為中國共青團中央的直屬高等學校,它可以說是“胡派”的“嫡系”部隊。因為這一關係,它成為當時先進思潮比較具結的地帶之一。胡耀邦的失勢與逝世,對他們的影響應比別的地方來得更為重大。對他們來說,各種相關信息在這堛熄Ч撽M發酵也比別地迅速。

  其二,與北京同時啟動了八九民運的,是坐落在安徽的中國科技大學與合肥工業大學。從地理位置上看,它們離中國政治的中心似乎過於偏遠,在相當的程度上,人們很容易把它劃入東部貧困地區。但是這兩個學校是86學潮的發源地,是被學生視為青年領袖的方勵之和溫元凱教授的教學故鄉。86學潮的果實雖然落地,但其影響沒有消失、種子已經撒向學人心田。他們較其他內地學校更為敏感、行動更快,是理所當然的。 (64檔案 - 2004)

  其三,僅次於北京和安徽高校,較早對胡耀邦逝世作出值得官方重視的反應的,是南京大學和南京政治學院。而且,這種現象不僅1989年發生過,還屢見於中國現代史當中。其中原因,筆者尚無具體考證,但它的政治敏感性,與其地處最開放和富裕的華東地區政治中心的地位、與其曾經是“國都”的歷史地位,應是不無聯繫的。

  其四,本人的母校──湖南師大是八九民運期間較早行動起來的中等城市堙A一個級別不高的高等學校。但它是沒有受到院系調整打擊的唯一的湖南省歷史最長、科目最齊備、又地處省會的綜合性大學。更重要的是,它是1980年全國高校民主選舉風潮的發源地。[4]至今,在北京八九民運領導者們的記憶中,70年代以來曾起到這種觸發作用的事件,其一是1972年的廣州的“李一哲大字報”;其二便是湖南師大的人民代表競選運動。那次運動的“火種”,通過77、78屆畢業生大量留校任教而留傳了下來。[5]在後來的八九民運中,他們起到了“酵母”的作用。 (64memo.com/89)


五、“晚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的發展特點及依托主體  

  “晚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的發展模式,實際上是一種“信息推動型”發展模式。在經濟基礎落後、文化水平低下的國家搞現代化,尤其是實行“趕超戰略”,本身是違反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定律”的。選擇這樣的國家戰略,意味著超越“生產力提高──經濟發展──階級分化──利益集團壯大──黨派產生──民主格局形成──政治經濟文化現代化目標達到”這樣一個事物發展的梯級,或大大縮短其漫長的成長和成熟過程,而發展的可能性押在“統治集團明智地選擇社會藍圖──行政機構最佳地配置社會資源──知識集團提供最新信息”這樣一個迷信之上。在這個迷信中,明智與否?最佳與否?一個是客觀標準,一個是主觀標準。統治集團和行政機構在多大程度上是“明智”的和“最佳”的,客觀上依賴沒有利益關係的知識集團的判斷。由此決定了知識集團在“晚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中“信息橋梁”與“信息載體”的地位。 (64memo祖國萬歲´89)

  另外,除了行使“認識功能”以外,知識分子集團還是一個行使社會“價值功能”的集團。在與社會各階層的關係中,它處在從上到下各層級的“截面”,所以能表達社會各階層的聲音。而這個群體,是現代傳播技術的運用者和信息操縱者。現代傳播技術的發展,在西方已經實現了“三權分立”的國家堙A被認為是樹立起“第四權”──即無冕皇帝的地位,在“晚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實際上是樹立了“第二權”的地位──即知識分子的地位。在今日,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主宰國家的三大勢力,其一是政治集團;其二是經濟集團;其三便是文化集團了。他們雖然不得不在政治上服從前者,在利益上依賴第二者,但他們統治著人們的思想、人們的閒暇時間以及一切政府和金錢過問不到的私人領域,而這個空間,從70年代末期以來,已經大到…… (64memo.com-1989)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得再遠一點,我們可以看到,在類似中國的“晚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不僅現代政治家的眾多代表人物出自知識群體,[6]甚至現代企業家的眾多代表人物也出自這個集團。[7]整個從清末以來的現代化進程,都是由一批擁有先進思想、掌握先進知識而具有獻身精神的知識分子所推動的。自洋務運動以來一百五十年的歷史中,他們承載了整個民族崛起和興旺的希望,他們既是思想和知識的提供者,也是行動的先鋒! (64memo反貪倡廉-1989)

  而當經濟現代化目標實現以後,政治轉型的任務被提到顯著的位置。這可能就是現代以來,知識集團愈來愈頻繁地干預政治,而在處於基本相同發展階段的南韓、印尼的學運,也日漸起到舉足輕重作用的原因。


五、 歷史形成的關係只能在歷史中去化解  

  綜上所述,中國士人干政的現象並非出於“士人”的嗜好,它是中國歷史幾千年專制體制的遺留物,同時也是其現代不發達與“後起”狀況的遺留物。歷史結出的果實,只有靠歷史來消化。我們可以預計,中國未來的知識分子,中國的教育和高等院校,將成為社會獨立的分子,但在它與社會和歷史的各種關係理順之前,在它承載的責任逐漸轉移到專門的社會集團身上之前,換言之,在政黨政治與議會政治確立之前,它是不可能最終實現的。 (Memoir Tiananmen - 89)

  2002年7月2日修訂於北京


注釋:  

  [1] 中國大陸在文革結束恢復高考以後,大學本科畢業生自動獲得24級幹部級別;碩士研究生畢業,自動獲得23級幹部級別;博士研究生畢業,自動獲得22級幹部級別。

  [2] 此前的“文革”停止大學招生。1972年,恢復招生。1973年,因遼寧“張鐵生事件”,考試制度被改為工農兵推薦制度,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察舉制”類同。

  [3] 報紙上公佈的、在湖南(長沙)招生的,與我的志向最接近的文科學校和專業,只有北京大學圖書館系,招收名額一人;武漢大學圖書館系,招收名額兩人。再下來就只有湖南師範大學了。我依次填寫了第一到第三志願。那一次考試,據說是文革積壓十年的人擠在一起考,中簽率只有千分之一,我沒有信心,於是加了一條:“服從組織需要”。結果,與全國重點大學的錄取生同時收到通知書,但錄取的學校是湖南師大歷史系師資班。據招生工作人員說,我的數學基本沒得幾分…… (六四檔案´89)

  [4] 在那次事件中,兩個代表性人物陶森和梁恆,較一般同學的身份不同,都有著某種特殊背景。陶森是湖南瀏陽人,據說是王震的親戚;梁恆娶了個美國妻子,據說是該時代第一例中國男子娶外國妻子的當事人,經過鄧小平的親自批准。陶森的北上告狀把學校的火種撒向了北京的高校。後來,據稱他們的命運是富有戲劇性的:陶森被他的親戚王震下令“抓起來”,被以“倒賣黃金”的罪名押送回湖南;梁恆則與夏竹麗辦了一個《知識分子》雜誌,最後交給了安全部門。 (Memoir Tiananmen´89)

  [5] 湖南師大80學運後期有一個口號──叫做“要四年,不要三年半”。因為當時傳出風聲:77級學生因入校晚了半年,學校將面臨五個年級同時在校的局面,所以77級要提前畢業;而有人認為,這是一個對學運“釜底抽薪”的辦法,所以,這個口號動員了很多77級學生參加了那次運動。而由於77、78兩屆學生中積累了十年文革中耽誤的人才,這兩屆學生超過歷屆畢業生水平,所以,那兩屆畢業時,有大批參加那次運動的學生被留校當教師。 (六四檔案-1989)

  [6] 有人曾經譏笑毛澤東出身於一個圖書管理員,被知識群體排斥。但作為一個北京大學圖書管理員,他顯然處在了絕佳的信息攝取地位;而如果他被知識群體接納了,他就不是毛澤東了,而可能是第二個胡適、梁啟超或者某個現代“理學家”了。

  [7] 比如,近代史上的張謇,就是清末狀元;現代四通、聯想的總裁,都是科學院的研究人員出身。

  (本文系【中國的教育發展與民主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
  *****************************************
  浴火鳳凰:http://chinatown.coolfreepage.com/


64memo.com - 2005

http://www.64memo.com/b5/8128.htm

陳小雅,「中國現代學運的體制與歷史原因探索——八九高校動態分析」,見 浴火鳳凰 http://members.lycos.co.uk/sixiang001/author/C/ChenXiaoYa/ChenXiaoYa033.txt,2002年7月2日。


lastModified: 1/2/2005

相關資料

  • 陳小雅﹕八九民運史﹐1996年6月。
  • 陳小雅﹕答曉華──關於三線計劃--我至少掌握了三個人證﹐1999年7月10日。
  • 曉華﹕駁“三線計劃”的說法--八九民運中的陳子明--駁陳小雅《八九民運史》中“三線計劃”的說法﹐1999年7月8日。
  • 陳小雅/北京﹕鄧小平八九用兵探秘--我們離“真相”還有多遠﹖﹐2002年5月9日。
  • 網路圖片﹕陳小雅出版六四研究文集《佛之血》﹐2003年6月9日。
  • 陳小雅/北京﹕八九民運中站在學生一邊的軍人--軍人寫給學生的八封信﹐2002年5月27日。
  • 陳小雅﹕新聞史上弄潮人及其輝煌的葬禮--欽本立﹐1989年5月1日。
  • 陳小雅﹕八九年“西安事變”的補遺與重審﹐2002年12月1日。
  • 美國之音﹕戴晴陳小雅談六四﹐2000年。
  • 陳小雅﹕中國現代學運的體制與歷史原因探索--八九高校動態分析﹐2002年7月2日。
  • 嚴家祺﹕陳小雅《“八九─六四”研究文集》序﹐2003年3月11日。
  • 陳小雅﹕民主運動和民族運動的關係--1989與1911的比較﹐2002年4月1日。
  • 陳小雅﹕八九民運的領袖缺失症--"三線"計劃﹐1993年1月1日。
  • 陳小雅﹕記憶“標準化”的一個實例--解讀《戒嚴一日》的篩選﹐2003年1月15日。
  • 陳小雅﹕“通緝令”下最動人的故事--周鋒鎖與他的姐姐﹐2003年5月30日。

    顯示全部相關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