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的領袖缺失症──"三線"計劃
陳小雅
1993年1月1日
  

八九民運的領袖缺失症

陳小雅


  象騎手聽到戰馬的嘶鳴,水兵渴望大海的召喚一樣,八九民運對於每一個想在中國現代化。民主化進程中留下痕跡的人,都有一種無法抗拒的誘惑。面對一個如此巨大,布景。燈光看來都一應俱全的舞臺,每一個希望成為歷史正劇主角的人,都響應自己心靈聲音的催促匆匆登臺亮相。但是,決定登臺的演員,在大幕拉開的一瞬間很少領悟,自己不僅沒有化好妝,沒有背熟臺詞,甚至連劇本都不知道。許多人的主演意識讓他們不停地發表一個又一個的宣言,一次又一次地預告著新時代的到來,但腳步卻隨錯亂的群眾暈頭轉向。在大部分情況下,義氣。血性。情感比理智更有感召力。精英的本色往往淹沒於他所從由來的土壤。 (六四檔案 / 2004)

  不過,在眾多"腦袋跟著鞋子走"的人當中,也有為數不多的"用腦袋走路"的人。通過對現有資料的分析,筆者認為,在介入運動的所有知識精英的圈子中,唯一拿出了一套理論,對事件的發生進行解釋,對學運加以定位,並以之為指導進行預測,以制定行動方案,付諸操作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大清洗"中被判處13年徒刑。民辦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負責人陳子明。 (64memo.com - 1989)

  這個以中共政治局委員為自我期望目標的青年的理論,概括起來,就是屬於認識理論範疇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模式,屬於操作理論範疇的"政治運動──政治組織──政治權力"模式。這兩套模式,一套來自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週期性經濟危機與政治權力變動的相關經驗,一套來自中國現代政黨發生史,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經驗和毛澤東思想。 (64memo.com/89)

  這兩套理論,如果單純從理論上看,放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中,都是無可挑剔的。因為,經濟危機,通貨膨脹,工人失業,肯定下一步將會引發社會危機;社會出現動亂,政黨必然活躍,執政黨的權力就會發生動搖,由此轉出政治危機。當時,根據有關經濟專家的預測,中國經濟的危機將於1990年到來。陳子明認為,如果到那時再轉成社會危機,將會出現天下大亂,中共的政權將難以經受考驗。而這一次,由於胡耀邦的逝世,引導社會危機提前爆發,實際上是給了中共一個"亡羊補牢"的機會。即在政府經濟還沒有到達極弱,事情還沒有發展到不可收拾地步的時候,它可以運用調整政策,擴大政權基礎等方法,繞過"政治危機"這一關。他假設中共與他一樣,是看到了這一前景的。所以存在著"體外精英"與政府合作的機會。他選擇了一種類似"國共重慶談判",但重心倒置的方案來推進這一合作的實現。即中共在1945年是立足於"打",用"談"來爭取同情和時間;1989年的陳子明是立足於"談",用"打"來爭取談的資本。 (64memo.com/89)

  在另一方面,他認為,在中共多年的嚴密防範下,在中共控制之外的獨立的政治力量沒有滋生的機會。在"政治運動──政治組織──政治權力"的這個邏輯的鏈條中,每每在"政治運動"與"政治組織"之間就脫節了,每次運動過後,什麼也沒留下。這次學潮引發的社會危機,如果中共無法獨立收拾,就不得不借用對學運可能發生影響的社會力量。而社會力量被借用時,就可以進行討價還價:用成立合法政治組織和參政作為平息學潮的條件。所以,就在趙紫陽的智囊們苦於無法收拾,軍隊少壯派磨刀霍霍,激進民主派一味地想要李鵬政府倒臺時,陳子明卻看準了,這對政府和有參政願望的"體外精英"雙方,都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 (64memo.com / 2004)

  本著這種認識和估計,早在4月底,他便設計出了一個"三線"計劃,即:一線,由學生組成,繼續向政府施加壓力;二線,由對學生有影響力,有社會知名度的知識界人士組成;三線,由他主持,專司和政府談判。

  他的這套方案,看上去是無懈可擊的。在一定條件下運用,對中共政府和學生。"體外精英"三方來說,都未必不是當時中國最好的一條出路。

  但是,放在1989年的中國,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操作上,都存在著一些問題:

  第一,從判斷形勢方面說,中國當時的危機,雖然首先來自經濟,但它與西方的經濟危機有著不同的本質和不同的制約因素。

  第二,中國的政治結構不同於西方,是一黨專政;政治邏輯也不同於西方,1949年建立的政治制度,本質上政權還沒有經過民主化的根本改造,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建立在強權基礎上的。執政人物即使亡黨亡國,也不會引咎辭職。而更重要的是沒有有組織的力量取而代之。所以,無論是80年代還是90年代,所謂西方式"政治危機"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可能存在的只會是政黨危機或"接班人"危機。 (64檔案 - 1989)

  第三,導致"經濟危機"的直接責任者,按照陳子明的觀點,是趙紫陽和他的改革派。而這派人物,在運動中是與民眾站在一起或至少願意與學生談判的。如果以危機作為與政府談判的籌碼,那麼談判的結果應該是改革派下臺,"體外精英"與改革派所依賴的"體內精英"的換位。這種結果如果出現,將正好應驗了《嚴家其、溫元凱關於時局的對話》早就警告人們要防止出現的局面:"利用中國的動亂制止改革","把中國的困難看作是取得權力的機會,準備收拾殘局"。這當然就很難為期望和支持進一步改革的運動主體所接受。 (64memo.com - 2004)

  第四,"政治運動──政治組織──政治權力"的模式,是五四模式。它實現的條件,是20世紀初期的中國政治環境:舊政權(軍閥)統治基礎脆弱,各派勢力進行政治與武力整合的能力因派系的多元化而互相抵消,政治上的最終勝利有待於軍事上壓倒的力量和戰場上的最終決一勝負。進入80年代的中國雖然也有了民主的氣象,但軍隊並沒有經過"國家化"改造,它不同於美國的民主聯軍,也不可能不為共產黨說話。如果希望政府讓步,必須的條件是"壓力"超過軍力。否則,即使政府擴大參政面,其"民主"也仍然是隨時可以由"主人"收回的恩賜的民主。 (64檔案/2004)

  王珞、楊小凱曾經為八九民運為何沒有產生自己眾望所歸的領袖人物尋找原因。他們說,這與中國知識分子認同於"政治迫害文化",使中國的每一次"持不同政見運動"的成果得不到積累,無從產生象瓦文薩、哈維爾、曼德拉、金大鐘式的"持不同政見運動"領袖人物有關。

  本人以為,八九民運沒有產生自己的領袖是真,但中國是否存在"持不同政見運動",這仍然是一個值得疑問的問題。從1949年到1989年,四十年中,除1957年毛澤東煽動的"大鳴大放"中出現過"體制外選擇"(即制度和國家選擇)的要求外,包括八九民運在內的其餘群眾性運動,提出的大都是"體制內選擇"的要求(即政策、領導人、黨派、政府的選擇)。這一方面與中共"一元化"領導下,"一元經濟"使現代社會各階層得不到充分發育,社會政治制度使得各種社會利益集團長期以來沒有自己獨立的社會政治生活、自己的輿論工具和經濟實體有關。另一方面,中國政治社會中的所謂"體外精英",雖經過十年改革寬鬆環境中的成長,到1989年為止,仍然是一個這樣的混合體:它主要是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因意見不同而被排出體外的共產黨人和"報國無門"的知識分子群體組成。他們中的一些人,或許身具瓦文薩、哈維爾、曼德拉、金大鐘的素質,至少不妨作一回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但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更傾向於作戈爾巴喬夫。1988年,本人在《地下的熱泉──『過渡文化的十年』選章之一》中曾判斷,這批人物更多地把自己看作是懷著"第二種忠誠"、但被誤解的布爾什維克的"屈原"和"岳飛"。其實,一年以後,因胡耀邦"含冤去世"而引發的這種壓抑和不滿的暴發,雖然從客觀上講有助於推動真正民主制度的建立,但從主觀上說,卻是一種"失散了的自由電子"渴望回歸"原子家族"的運動。1989年5月14日,十二名學者座談時局時,劉再復的一段話曾贏得滿場笑聲和掌聲。劉再復說:"我們黨40年來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自我批評的時候還可以,但不允許別人的批評。比如大躍進,過熱,我們自己說說行,但彭德懷站出來批評就不行,知識分子站出來批評就不行。這樣我們黨就只有一個正反饋的機制,而缺乏一種負反饋的機制……由於我們不習慣於負反饋,我們就不斷地把批評當作異端,就會堵塞言路,造成新的冤案。這幾年,我們連續對政治界。文化界。理論界一些同志的處理,就是這樣一種情況,最後連總書記也蒙受冤屈(眾笑,鼓掌)。個人受冤屈,不能視為小問題,不僅是對人的尊重問題,另一個就是堵塞了言路,堵塞了不同意見的渠道。"很難說參與鼓掌的人中沒有比瓦、哈、曼、金更適合當領袖的人物,但很明顯,他們並不認同於"持不同政見運動",哪怕是在1989年的5月。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政治社會中的這種"戈爾巴喬夫夢",比戈氏本人的明星史要來得更長更久。 (64檔案-1989)

  也許,事情從1986年的方勵之開始有了變化。但他最終托庇於美國大使館的行為,說明他沒有曼德拉們的勇氣。1989年李鵬政府的一紙"戒嚴令",也許把更多的人推上了一條不能回頭之路。但從此開始,瓦、哈、曼、金們的成長過程,如果他們不改變路向的話,不能不說將是漫長的。

  任何一場群眾運動,哪怕是肯定會以正面形象彪秉於史的革命運動,它本身的情況與它遠播的名聲,總是不相稱的。意大利著名女記者奧堥娜•法拉奇的一個判斷曾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她說:"所有的旗幟,即使是最崇高。最純潔的旗幟,都沾有鮮血和糞便。當你瞻仰陳列在博物館和教堂堛漸榮旗幟時──在理想和希望的名義下,人們象崇敬珍寶那樣跪拜在它們面前──你不要產生錯覺,因為那些褐色的斑點不是袨部A而是血跡和糞污,糞污還往往多於血跡。失敗者的糞污,勝利者的糞污,好人的糞污,壞人的糞污,英雄的糞污,帶著鮮血的普通人的糞污。哪埵麻A血,哪奡N有糞便。前者需要後者……如果鮮血超過了糞便,人們就唱起頌歌,豎起墓碑;如果糞便超過了鮮血,人們就高喊恥辱,並舉行贖罪祭禮。"八九民運也不例外。它的旗幟上鮮血與糞便同在。有目的的糞便、手段的糞便、學生的糞便、知識分子的糞便。北京人的糞便、外地人的糞便,甚至鮮血背後也有糞便。對此,我們只能感嘆上帝的仁慈──它總是為真與假、善與惡、美與醜提供同樣的機會;但我們也感嘆上帝的吝嗇──它總是不使人滿足,給人類一個完美。 (64檔案 / 2004)


64memo.com -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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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雅,「八九民運的領袖缺失症——"三線"計劃」,見 浴火鳳凰 http://members.lycos.co.uk/sixiang001/author/C/ChenXiaoYa/ChenXiaoYa021.txt,1993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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