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運動和民族運動的關係──1989與1911的比較
陳小雅
2002年4月1日
  

提要: 
  ﹒一、八九民運期間少數民族地區動態
  ﹒二、八九民運期間少數民族、民主運動的特點
  ﹒三、辛亥革命期間各少數民族動態
  ﹒西南地區
  ﹒西北地區
  ﹒華北和東北地區
  ﹒四、從少數民族在八九、辛亥的動態,看民族運動與民主運動的聯動關系


民主運動和民族運動的關係

陳小雅


  在近現代世界歷史中,各國的民族運動與民主運動就像一首雙聲部的重唱,歌曲的兩個部分,時而是獨立的,時而是交織的﹔時而齊頭並進,時而你追我趕﹔時而互相烘托,時而互相壓倒……在中國近代,這首歌在辛亥革命時期曾被有聲有色地、高昂地演唱過﹔1989年以後,它又重在海外響起。

  九十年代末期,筆者偶然讀到一本港刊上登載的“東土耳其斯坦運動”的報道。據稱,該運動有一個周密的獨立計劃,目前正在訓練各種人員。他們揚言,中共攻打台灣之日,就是“東土”獨立之時。

  據筆者觀察,中國境外的少數民族運動與流亡的中國民運之間,由於處境的相似,的確具有某種一致的政治訴求。在許多時候,他們的運動不僅能夠互相聲援、彼此的力量也能夠相互借重。但是,在更多的話題與場合,他們卻感到缺少共同的語言和感情。因此,也有人說,不要以為民主化了,民族問題就不存在了。盡管他們中的理想主義者也不乏在未來國家和社會建設中共同聯手的意願,但究竟能在何種層面上產生共鳴和配合,卻仍然是缺少研究的。 (Memoir Tiananmen´89)

  在此,我們分別對八九民運和辛亥革命期間中國少數民族的動態作一個考察,並對其依託背景和各種變數作一個相應的分析,以求在更廣闊的背景上,為未來事物的趨勢提供判斷的參照。


一、八九民運期間少數民族地區動態  

  與八九民運始於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去世一樣,中國少數民族地區對這場動的響應也是從對胡的悼念開始的。所不同的是,八九學生民主運動發端於政治中心及各種資訊最敏銳的地區,而少數民族的響應卻並非在人們慣常注意到的、民族矛盾表現得比較尖銳的幾個大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而發生在政治的邊緣地帶。

  根據現有可查閱到的資料,這類記載發生的最早時間在1989年4月19日,地點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北部的山區,一個有苗族、壯族、侗族、瑤族聚居的,稱作融水苗族自治縣的縣城。在那堙A率先出現了悼念胡耀邦的標語,標語內容是:“民主未得身先死,神州無處不悲歌!悼耀邦”﹔“肥了貪官,閑了庸官,醉了昏官,少了清官!”同時,還出現了“餓死的山民,用生命揭開了官僚虛偽的面紗”這樣的標語。此後,坐落在各少數民族自治區域的中心城市的大專院校,也有各種悼念和表達不滿情緒的標語、口號、挽聯出現。根據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布赫的報告,從4月20日開始,當地已經發現有外地學生到內蒙串聯,同時,本地收到大量海外發來的信函,高校學生陸續上街遊行。 (64memo反貪倡廉/2004)

  進入5月以後,隨著北京學生運動的逐步升級,社會各界捲入的情況加深,全國各少數民族聚居區的活動也相應發展。其內容主要有:5月4日,青海民族學院有大約二百名學生高舉“和平解決西藏問題”、“要民主、要自由”、“打倒腐敗,反對武裝鎮壓”、“要民族平等”等用漢藏兩種文字書寫的橫幅,到西寧市的青海省政府門前,要求與政府對話。參加者對青海的新聞單位不如實報道全國學潮的情況表示了不滿。 (64memo中華富強/2004)

  5月6日,蘭州市有萬名穆斯林上街遊行。遊行隊伍由摩托車開道,指揮者和老人分乘數十輛汽車,其餘排成方隊。他們打著用漢文和阿拉伯文書寫的橫幅遊行,其內容有:擁護共產黨﹔要求嚴厲懲處破壞宗教的壞分子﹔處死中國的拉什迪。同時還高呼口號:民族團結萬歲﹔愛國愛教,捨命不舍教。隊伍秩序井然,長達兩公里。請願者要求政府嚴懲《性風俗》一書的作者和編者,否則穆斯林將不惜一切代價懲處他們。 (Memoir Tiananmen´89)

  5月12日,蘭州市二萬余名穆斯林在蘭州市中心廣場舉行了焚毀《性風俗》一書的群眾大會。參加者有上自八十九歲的老人,下至七歲的小學生,還有不少婦女和大專院校學生。會場安裝了高音喇叭,大會舉行了抬經儀式。會議請了穆斯林律師,宣讀起訴書,要求按刑法處死作者。會場上人群情緒激昂,與發言者相呼應,人們一同高呼處死作者的口號。當省出版局將已收繳的一百八十二本《性風俗》送到會場時,會場出現騷亂:送書的轎車被推翻,前後擋風玻璃被打碎,車體被砸毀,司機被人用旗杆打、用腳踢,用石塊砸,打成重傷。焚書大會結束後,數百名穆斯林沖擊了省政府,用刀子、旗杆、磚塊砸省政府大門,與阻攔的武警發生流血沖突。 (64memo反貪倡廉´89)

  與蘭州同時,北京5月12日上午,也發生了近千名信仰伊斯蘭教的高校學生上街遊行事件。參加者主體為中央民族學院、北京外語學院、北京農業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工業大學等高等院校的學生。他們打出的標語有“古蘭經不可辱”、“維護憲法尊嚴”、“維護穆斯林合法權益”、“尊重人權,還我尊嚴”、“嚴懲《性風俗》作者編輯”等。沿途呼喊的口號主要有“打倒官倒,反對腐敗”、“民族平等,信仰自由”、“維護黨的民族政策”等。遊行隊伍經過牛街清真寺時,受到數百名信奉伊斯蘭教居民的熱烈歡迎。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的一些學生也加入了遊行隊伍。遊行者先後向國家民委、國務院宗教局、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全國人大信訪局遞交了請願書。 (六四檔案 / 2004)

  當天下午,青海省省會西寧也發生了一萬多名穆斯林上街遊行,強烈抗議《性風俗》一書事件。參加者在省政府門前舉行了集會,有二人發表演講。遊行群眾舉著的大幅橫標上寫著: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民族政策﹔加強各民族團結﹔維護我國在世界上的聲譽﹔強烈要求處死《性風俗》作者柯勒、桑啞、高國平﹔頭可斷,血可流,伊斯蘭不可侮,穆斯林不可欺,一日不判決,一日不罷休!等等。在一萬多人的遊行隊伍中,有青海民族學院的四百多名回族、撒拉族學生。遊行群眾推出了自己的代表,與省政府工作人員對話。 (Memoir Tiananmen - 89)

  就在蘭州、北京和青海發生大規模穆斯林抗議活動的同時,內蒙古自治區省會呼和浩特也爆發了內容相同的遊行示威活動:五百多名穆斯林高呼“維護安定團結”、“維護共產黨領導”、“處死柯勒、桑啞”、“處死高國平”等口號上街遊行。遊行者從回民區清真大寺一路走向呼和浩特市政府,在市政府門前的十字路口靜坐,抗議《性風俗》以極其卑劣下流的筆調,惡毒歪曲污蔑伊斯蘭教教義,詆毀神聖的《古蘭經》、伊斯蘭教五功之一的朝覲和後世以及伊斯蘭教寺院建築物,是惡毒誹謗伊斯蘭教和廣大穆斯林的政治事件。在抗議活動中,穆斯林向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提出三條要求:一,判處作者死刑﹔二,判處責任編輯死刑﹔三,由《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的穆斯林公開道歉。 (64檔案-1989)

  5月13日,在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發生了一百三十多名生產建設兵團職工靜坐示威的活動。參加者原系天山鈾礦開采職工,後鈾礦停產,他們被編入生產建設兵團從事農業和鐵路建築工作。這些曾在核放射條件下生產的職工,近年來發現有牙齒脫落、頭發脫落、性功能失常、白血球大量減少等原子射線病狀。他們的同事中,有的已經喪失勞動力,甚至死亡。自1988年下半年起,他們就開始上訪,要求按照國家規定予以照顧,但一直沒有結果。這次,他們選出八人組成的代表團與政府進行交涉,據稱是得到了比較滿意的答復。 (Memoir Tiananmen/2004)

  5月14日,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市爆發了學潮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參加者主要為內蒙古師範大學和內蒙古大學等高等院校學生,約三千餘名,圍觀群眾數以萬計。遊行者高呼的口號是:人民需要一個廉潔的政府﹔打倒官倒,消除腐敗﹔擁護共產黨﹔員警愛人民,人民愛員警﹔聲援北京學生愛國運動,等等。打出的橫幅標語有:撕破內蒙古裙帶關系﹔教師、教授,除了良心,一無所有﹔教育救國,高薪養知﹔物價不能再漲了﹔奔馳汽車獻總理,洋房獻部長,我拿問號獻人民﹔為民主、自由、人權奮爭﹔為民請願,死而無憾,等等。學生每呼一次口號,周圍人群中便報以一次掌聲。遊行隊伍聚集到市中心新華廣場,演講者要求知情人揭露烏蘭夫家屬的腐敗,官倒橫行,通貨膨脹,知識貶值,呼籲不能再麻木了事等。 (64memo.com/89)

  5月16日內蒙古大學四十餘名學生組成“學生愛國運動組委會請願團”,綜合前日學生請願要求,向自治區政府提出了八條要求:一、爭取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二、反貪汙,反腐敗﹔反對任人唯親,反對事實上的幹部終身制﹔三、要求黨政幹部一心為公﹔杜絕官商結合﹔嚴懲擾亂經濟秩序,魚肉人民的官倒﹔四、增加教育經費,反對變相挪用﹔提高知識分子待遇﹔精簡機構,裁汰冗員,惟才是舉﹔奉行教育立國,高薪養知政策。五、維護法律尊嚴,以法治國﹔六、國家政治要有主動的透明度,以利公眾監督國政﹔七、反對呼和浩特市限制遊行、言論自由的通告﹔切實保護公民的言論、出版、集會自由﹔八、反對迫害學生﹔反對壓制、污蔑學生的愛國運動。 (64memo.com/2004)

  5月16日,寧夏回族自治區首府所在地銀川的寧夏大學,發生了學生集體罷餐事件,罷餐者並未提出政治訴求,只是要求增加伙食補貼,改善生活。

  5月17和18日,廣西壯族自治區著名的風景名勝桂林市,先後有兩千和一萬多名學生上街遊行。

  5月18日,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新疆烏魯木齊、內蒙古和寧夏均有數千或上萬學生或教師上街遊行。其中集寧、呼和浩特等地工人打著“要飯吃”的橫幅上街遊行﹔西藏大學300多名學生上街遊行,因拉薩戒嚴不准集會遊行受到阻撓。

  5月19日,一些穆斯林沖進新疆區黨委打砸搶。

  5月19日,布赫號召內蒙古各族人民團結起來,共渡難關。

  5月21日,廣西南寧學生上街遊行。

  5月22日,呼和浩特等市學生繼續遊行演講5月26日,呼和浩特連續三天沒有出現學生上街遊行事件,各大學的緊張狀態趨向和緩。在內蒙古大學和內蒙古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的廣播站已偃旗息鼓,觀看民主牆上大字報的人數和上街演講張貼傳單標語的學生明顯減少。據自治區教育部門統計,近日在校學生人數不到三分之一,沒有在校的學生,部份赴京,部份回家,各院校的教學計劃無法正常進行。 (64memo中華富強´89)

  5月26日,青海西寧青海民族學院十五名學生在省人民政府門前,宣讀了一份《絕食宣言》,然後開始絕食。二十多名學生與絕食學生一起和平靜坐。

  5月26日,成都軍區黨委常委艾維仁赴西藏,向團以上幹部傳達軍區精神:以軍委擴大會議精神統一思想,自覺同黨中央保持一致﹔及時准確地掌握部隊思想動向,積極主動地做好幹部戰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嚴格組織紀律,嚴格控制人員、車輛外出﹔教育和帶領廣大指戰員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密切注意敵對勢力的動向,提高警惕,加強戰備,隨時做好應付突發事件的一切准備。 (64memo.com / 2004)

  5月28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和政府召開廳局級幹部和大專院校處級以上黨員幹部大會,要求全區黨員幹部認清動亂性質,團結一致,制止動亂,穩定大局。

  5月29日,內蒙古大學等六所院校的四千多名學生走出校園,沿著呼和浩特市企業集聚區遊行,沿途張貼傳單,呼喊“李鵬下臺”、“嚴懲國賊”等口號,並在工廠門前和新華廣場演講,有近二萬名市民圍觀。

  6月4日,以內蒙古大學為主的五千多名高校師生上街遊行。參加遊行的人們抬著十二個花圈,打著幾十條橫幅,緩步行走,沿途不時呼喊“為今天在北京死了的學生、市民報仇”、“血債要用血來償”、“嚴懲人民公敵”、“堅決反對鎮壓”等口號,當遊行隊伍到達市中心廣場時,有數萬名群眾圍觀。

  6月6日,呼和浩特三千多名學生繼續上街遊行,有四百多名工人舉著“工人自治會”大旗參加遊行。內蒙古大學、內蒙古師範大學有三分之一學生當天離校。

  6月6日,寧夏銀川五千多名學生、教師上街遊行,在南門廣場上悼念北京死難烈士,並宣佈實行空校行動,無限期罷課。十余萬市民聚集在南門廣場和遊行隊伍兩側。

  6月7日,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等七所高校已有九千多名學生響應“空校行動”返鄉。內蒙古大學五個系的共青團員在校園內貼出“集體退團聲明”。


二、八九民運期間少數民族、民主運動的特點  

  以上材料的羅列,大致可以畫出這個時期少數民族地區民族宗教和民主運動的基本輪廓:

  (1)從內容上看,它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其一,是與以北京為中心的學生民主運動同步的“民主”運動﹔其二,是有自身發展源流和運行特點的“民族宗教”運動﹔其三,是社會各界的利益訴求表達。

  (2)從三方相互關系看,各自基本是獨立進行並有清楚界限的。但從客觀上看,全國性民主運動為民族運動和社會各界利益表達提供了大環境。由於前者為後者開拓出來的空間,以及對執政者形成的輿論壓力,使後者的要求能夠得到比一般歷史條件下更高的尊重,有的還相應加速瞭解決的過程。而後者充滿實質內容的要求,作為前者鋒銳的後盾,從綜合效益上加劇了執政者的危機感。 (六四檔案 - 1989)

  少數民族地區的學生民主運動,則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是作為全國學生民主運動的一種回響,它比中心地帶運動發動得較晚,起步較遲鈍,而結束得也較晚。

  其二,少數民族地區學生民主運動,比之民族宗教運動持續的時間長,但較少地區性人口特色和組織運作特點,因而在本地區缺少相應的動員和感召力量,聚集人口達到一萬的十分少見,最多的一個案例是6月6日,寧夏銀川學生、教師悼念北京死難者,有十余萬市民聚集圍觀,形成了據稱是銀川市“十年來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集會”。

  其三,地緣與人緣因素。如西藏問題的提出。雖然拉薩實行戒嚴,但早在5月5日,它就由藏傳佛教的另一重鎮青海的學生提了出來。在諸少數民族地區中,內蒙古地區的學生民主運動也發育得較早、較為完全。這與其地近學運中心,資訊靈通,人員來往方便應有很大的關系。而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的學運,大部分均與他們同北京同學的聯系是分不開的。如最早出現悼胡動作的、偏遠的廣西北部山區,地處西北的青海出現的事件,均與這種“人緣”關系極為密切。據5月26日在青海省政府門前絕食的學生介紹,他們都是從北京返回的學生。他們說:“北京學生運動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我們在天安門廣場親眼目睹了北京學生的愛國壯舉。想不到青海卻無聲無息,我們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喚醒青海的民眾。” (64memo.com-2004)

  其四,偶發因素。如5月4日,青海民族學院請願。據參加者介紹,這次學生上街是因為當天是五四青年節。大多數青年認為這一天應該是他們放鬆的時刻。恰巧學校前一天晚上搞舞會。早晨又來了一個水平低劣並收取門票的時裝隊,臨到散場,學生們擋在校門口不讓車走,以後就乾脆上了街。而眾多學生還因為五四青年節這一天,原定的火車站廣場聯歡被取消,他們排練了半個月的節目白白浪費而積蓄了不滿。這各種因素的機緣湊巧,釀成了八九民運中,青海學運的第一個波峰。 (64memo中華富強-1989)

  與少數民族地區學生民主運動比較,民族宗教運動則具有鮮明的特點:

  其一,目標專一明確,出擊有力,收放自如,必要時可以形成聲勢,輕易就能聚集上萬人,因而具有較大的威懾力。

  其二,傳統宗教儀式本身具有動員和聚合機制。如5月6日蘭州上萬名穆斯林的遊行,始于穆斯林的開齋節。蘭州各清真寺禮拜結束後,人們自然而然便可以形成龐大的遊行隊伍。5月12日西寧發生的一萬多穆斯林上街遊行事件,也是在“主馬”日宗教活動結束後。而《性風俗》一書的出版時間,又正值伊斯蘭教齋月。

  其三,非政治性。民族宗教運動的目標並不指向政府,而是要求政府按照約定政策行事。如5月6日蘭州穆斯林遊行者要求嚴厲懲處破壞宗教的壞分子﹔處死中國的拉什迪。他們提出了愛國愛教,捨命不舍教。一位參加者說,這次遊行是非政治性的,只是為了向社會顯示穆斯林的力量,維護穆斯林的尊嚴。5月12日西寧穆斯林遊行提出口號有: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民族政策。5月12日呼和浩特一位抗議的穆斯林在高呼“反對種族岐視”後說,《性風俗》是嚴重挑撥民族與黨的關系的壞書。他們不理解,象這樣的書為什麼能夠公開出版?他們需要政府幹預。而這種要求與當時風靡中國的“自由化”潮流和民主運動提出的“言論、出版自由”是直接對立的。 (64memo.com-2004)

  其四,民族同一性。這種民族同一性很少出現在中國大陸的漢族人之間,但卻往往出現在海外華人或中國大陸少數民族內部。如5月12日,蘭州市中心廣場舉行的焚毀《性風俗》群眾大會,參加這次大會的有各大教派的各界代表,據稱這是中共統治幾十年來少見的現象。往日蘭州各派穆斯林互不來往,這次卻聚到了一起。有參加5月12日呼和浩特抗議風潮者還說,如果不嚴懲作者和出版者,可能引起整個穆斯林世界的抗議風潮。 (六四檔案´89)

  其五,暴力傾向。5月12日蘭州“焚書大會”舉行了抬經儀式,據稱,這種儀式的意義是表示要不惜鮮血和生命捍衛穆斯林精神。會場上人群情緒激昂,人們一同高呼處死作者的口號。釀成流血沖突。有的武警戰士被刀子削掉手指、有的手腕被打成骨折。共有一百一十五名武警戰士被打傷,其中三十九名重傷。5月12日西寧穆斯林遊行也提出:“頭可斷,血可流,伊斯蘭不可侮,穆斯林不可欺”等具有暴力色彩的口號。 (64檔案/2004)


三、辛亥革命期間各少數民族動態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1989年,除大學生外,基本上不存在各民族響應以漢族為主體的學生民主運動的事情。其間發生的、唯一以民族和宗教訴求為動力的大事件,是伊斯蘭教信奉人群。但是,在七十年前發生的那場辛亥革命中,少數民族參與以漢族為主體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的廣泛性與積極性則大大高於當代。下面是它的一些主要事實:


西南地區  

  (1)廣西

  由於地近辛亥革命黨人“發源地”的原因,早在武昌起義爆發前,同盟會就在廣西聯絡會黨、綠林,並組織了民間革命武裝。武昌起義後,廣西左右江、紅水河流域的壯族,大瑤山、都安、龍勝、宜山、南丹等地瑤族紛紛踴躍參加各支起義民軍,成為促成辛亥年間廣西獨立的主力。

  (2)雲南

  根據《正宗愛國報》報當年的道:武昌起義後,傣族、景頗族等民族聚居的騰越、保山一帶“伏莽四起”。各族下層人民與當地經營有年的哥老會勢力會合,“勢甚猖獗”。革命的滇西軍都督府成立後,當地景頗等族人民踴躍參加了起義軍。兩日之內發展到近萬人。白族聚居的大理地區,各族人民也“乘間思起”。

  (3)貴州

  在進步人士黃濟舟領導下,那堛甄U族人民參加了進攻清朝官府衙署的鬥爭,並趕走了知府。黔東南和滇南的苗族人與漢人一起驅逐反動官吏﹔松桃廳苗族和漢族人聚集了二千多人起義,與湘西苗族、土家族和漢族起義軍一道攻克過鳳凰城。

  (4)四川

  在武昌起義爆發前,四川保路運動期間,當地彝族、羌族、藏族同胞中就有不少人參加了保路同志軍,進行反清起義。在汶茂藏族土司管轄的地境內,一些土司接受保路同志會聯絡,派出許多藏族屯兵參加同志軍。據記載,他們一色的“鐵盔鐵甲,勇猛善戰”,在多次戰鬥中犧牲二百多人。


西北地區  

  (1)寧夏

  在辛亥年間,響應陝西起義,參加寧夏起義的主要力量是當地的會黨。但是,其領導人中也不乏少數民族人物。據記載,有滿族人普子久、回族人馬四虎,曾與當地漢族會黨領袖們一起,以“支那革命大元帥孫(中山)”為旗幟,一度建立過自己的革命政權。

  (2)新疆

  辛亥革命新疆的核心力量是清朝“新政”年間由湖北入新的革命黨。他們的活動主要在天山以北的伊犁。在那堙A他們辦有漢、維、蒙三種文字的《伊犁白話報》,向各族人民宣傳革命。在它們的影響下,當地不少維吾爾族和其他各族人參加了革命。在伊犁獨立時,被眾人推戴為都督的是蒙古族人廣福。起義者成立了漢、滿、蒙、維、藏五族共進會,宣佈“五族共和”。當時,“各旗營、各族暨遊牧之哈薩克各部落皆相率來城投誠。”據《西北革命史徵稿》記載:維族頭目阿奇木伯克還領農民和農產品贊助革命﹔維族大商人玉山巴依、牙乎甫巴依等,則以皮靴、馬鞍等商品支援革命。舊土爾扈特親王帕勒塔也派專人到伊犁,“向革命輸誠”。在迪化(今烏魯木齊)起義中,參加的也有滿族、蒙古族、錫伯族、索倫族等各族人民。在抵抗清朝鎮壓的過程中,新疆的各族人民依然站在一起。錫伯族人民不僅提供了物資,還派出二千多人參加了戰鬥,有一百多人在戰鬥中犧牲。哈密的維吾爾族農奴在鐵木耳領導下,也乘間發動起義,反抗哈密王府的統治。 (64memo祖國萬歲 / 2004)


華北和東北地區  

  (1)內蒙古

  與沿海各省近似,內蒙古因有蒙古族少壯派人士的參與,成了辛亥革命前同盟會在北方經營的一大重鎮。著名的同盟會員有雲京、經權、安詳等。據坤佑等給清廷的奏摺稱,辛亥革命時,參加八旗巡防隊起義的蒙古騎兵在大青山一帶“裹脅馬賊、土匪”,風聲所播,各地“匪徒蜂起為亂,各廳相繼告警。”歸、綏各處為之震動。革命後雲亨被同盟會任命為綏遠將軍,經權被任命為歸化都統,安詳被任命為歸綏道統。 (64memo.com/89)

  (2)遼、吉、黑

  與其他少數民族地區不同,遼寧是統治中原的滿族的發源地,因而,這堛犖§痚悒[革命,對于推翻清王朝來說,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辛亥革命期間,同盟會在這埵言艉F滿漢各族人民參加的“聯合急進會”。施行“響應南方,牽制北方”的策略,使清帝沒有東歸之路。據稱,數日之內,入會人數超過三萬。起義中,滿族革命志士寶昆被殺。在眾多滿人聚居的鳳凰城,滿族聯莊會首領鮑化南(一說是蒙族)與革命黨人聯合發動起義。與孫中山有聯系的滿族志士松毓,也曾領導成立了“吉林各界聯合會”,謀求吉林獨立。在黑龍江獨立過程中,由各族起義者成立的“新民愛國委員會”,滿族人文璞為副會長,榮委臣、福繼五為委員。 (64memo.com - 89)

  綜觀上述事實,我們可以認定,辛亥革命期間,各族人民與漢族同胞一道,參加了推翻滿清的起義,在建立民主共和國家的目標上,是團結一致。


四、從少數民族在八九、辛亥的動態,看民族運動與民主運動的聯動關系  

  那麼,為什麼在辛亥時期,各族人民表現出來的鬥爭積極性和主動性,在1989年間的社會動蕩中沒有出現呢?我們可以從兩事發生的性質、社會背景、中央統治方式,以及各民族在政治、宗教文化和社會經濟生活中實際所處的位勢等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從辛亥革命的性質上看,它既是一場各民族共同推翻滿族少數民族統治的鬥爭,也是一場包括滿族被統治者在內的,全體人民推翻君主專制的鬥爭。由於專制統治基礎的極端狹小、統治者空前腐敗無能、歷次革新運動失敗、各國列強的控制日深,國家積弱達半個世紀之久,社會積蓄的矛盾與“求變”要求已經一觸即發﹔再加上革命黨人宣傳的“五族共和”與廢除“一姓統治”的綱領,能夠最大限度地概括各民族共同面臨的社會歷史問題。而八九民運,則是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由於社會對執政黨改革目標、戰略和利益分配分歧造成的一場由青年學生倡導、有社會各界參加的非常規意見表達運動,它雖然是改革受挫的產物,但十年改革畢竟大大舒緩了中共建國以來,特別是十年文革積聚的社會矛盾,並在經濟上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這就使社會個階層並不具備“從根本上”改變現實的心理要求和自發動員性,他們的要求是得到更多、發展更快、競爭機會與分配更公平。而正是這種社會、歷史背景的存在,使得這次運動,不具備革命的性質。 (64memo.com / 2004)

  其次,從中央統治方式來看,辛亥革命前,國家與各少數民族的矛盾呈日趨激化之勢。原來,在明代以前,中國統治者一直實行以“少數民族治少數民族”的政策,大部分地區是維持各少數民族部落原有內在權力與依附關系,即“土司制度”,元、明、清時期於西北、西南地區設置均存在這種制度,在那堙A土司是由少數民族首領充任的世襲官職。與在漢族地方實施的制度並列,其“武職”按等級分為宣慰使、宣撫、安撫﹔其“文職”按等級分為土知府、土知州、土知縣。而明清兩代以來,在部分地區實行了“改土歸流”,即在少數民族地區廢除世襲土司,改行臨時任命的流官統治。特別是清朝雍正年間,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制度,在雲貴總督鄂爾泰的建議下,這種制度更在雲南、貴州等省積極推行。改土歸流以後,在原土司地區實行和漢族地區相同的政治制度,如丈量土地、徵收賦稅、編查戶口、組織鄉勇等,它直接加強了中央對邊遠地區的控治,卻得罪了少數民族大大小小的權勢人物。而正是他們,擁有整合與號召本民族的傳統勢力。在辛亥革命中蒙古族少壯派的革命傾向、新疆民族上層勢力的支持,均是這一矛盾的反映。 (64memo.com - 1989)

  而八九民運時,國家與各少數民族關系呈平穩局勢。在大部分地區,自中共建國以來,中央把地方權力交給了自己培養出來並聽命於它的少數民族“幹部”,並利用階級矛盾,對其傳統勢力進行了分化瓦解。在民族矛盾復雜尖銳的地區,則實行軍事控制和伴之以大量“移民開發”政策。在日常生活中,施行“強力”與“懷柔”兩手並用。八九民運期間,處理少數民族地區運動時,這些措施都被分別使用,被証明是行之有效的統治方法。這表現在,當時在西藏拉薩,仍然實行著戒嚴﹔而5月12日北京穆斯林遊行,卻是經過北京市公安局批准的。據報道,穆斯林組織的這次遊行,也基本上是按北京市公安局指定的路線進行的。當時,北京市伊斯蘭教協會對政府採取的這次行動就表示了滿意。同日在蘭州發生的暴力流血事件也並沒有得到追究,政府對鬧事者採取了息事寧人的方法,以至於在八九民運期間,在蘭州爆發了唯一最大規模的“幹警抗議”事件。此外,在青海、內蒙與學生的對話中,均是本族幹部出面工作,與以了對北京學生完全不同的接待。 (64memo祖國萬歲 / 2004)

  歷史地看,1989年3月8日中共用武力手段平息“拉薩騷亂”,可以被認為是“六四”鎮壓的預演,但在八九期間,運動者的關照在時間上遠至“魏京生事件”,在地理上遠至海南島的“洋浦”,卻對僅僅發生在一個月前的“拉薩事件”基本處於“不知不覺”狀態(青海民族學院的藏族學生除外)。在漢族“民主派”眼中,西藏問題起因於“僧侶階層”謀求失去的舊社會“特權”而具有“異質性”,異質性運動和異質性社會與民主派追求的目標不可能“同構”,所以缺少同情的態度。凡此種種表明,由於中國各民族在社會結構與發展階段上的差別、宗教與信仰狀況的差別,各民族在共同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生活中實際所處的位勢的差別,都可能造成漢民族和少數民族在心理和利益訴求方面的差別。同樣是被壓抑的人群,一旦遇到表達的機會,在漢族與少數民族中間發出的聲音是不同的。 (64memo祖國萬歲/89)

  這些因素決定了,在八九期間,少數民族運動與主流民主運動的連動可能性被降到極小。

  那麼,在未來的民主運動中,少數民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會和民運攜手並進呢?或者在民主化過程中,在何種情況下,少數民族問題才不成為問題呢?我想,許多答案已經包含在上文中了。而真正的少數民族“自治”的實現,恐怕是解決少數民族問題的唯一符合道義也符合民主原則的途徑。

  2001年,達賴喇嘛在“3﹒10聲明”中說,他相信,未來的西藏政府將是一個沒有宗教傾向的民主政府。目前的西藏“難民社會”,已經邁出了“政教分離”的改革步伐,成了目前世界上少數幾個具備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民主機制的“難民社會”之一。這可以看作西藏同胞為改變自身社會的“異質性”、建立未來的“藏漢民主社會共同體”所作出的努力。而漢人──無論是“本土社會”還是“流亡社會”,在這方面的探索仍不免瞠乎其後。 (64memo.com-1989)

  2002年4月1日修改於北京

  原載《民主中國》2002年5月號


64memo.com - 2005

http://www.64memo.com/b5/1593.htm

陳小雅,「民主運動和民族運動的關係——1989與1911的比較」,見 民主中國 http://www.chinamz.org/105issue/105b5ht1.html,2002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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