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六四死亡300人”一说需要纠正
封从德
2008年10月25日

  最近重写【六四档案】网站数据库程序之余,收集网上资料,偶然读到一篇文章,题为《以确凿的史料分析六四》,说是“王丹根据医院死亡数字,估计全市死亡人数约为300人”。

  这令我惊讶不已。开始我还以为是胡言乱语,但仔细一读,这篇文章虽是“香港左派”(HKLeftist)的观点,却着力批判“六四”屠杀,确是在尽力“以确凿的史料分析六四”。文中也给出了王丹三百人一说的出处,居然就出自王丹书中。我仔细一查,正是王丹等人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夕编辑、多维明镜出版社出版的《“六四”参加者回忆录》,第285页

  这是该书第285页的影像:   

  这个数字肯定不对。这是中共在“六四”屠杀后公布的数字。王丹一直被媒体追捧为“八九民运领袖”,居然也采用中共公布的屠杀数字,实在是不应该。王丹三百人一说居然成为外界以为可靠的见证,这也是八九民运过分媒体化,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一个不良后果的例证。希望王丹周围的人、尤其是王丹最近公布的志愿者名单中的朋友,提醒他尽快纠正。我以前在私下和公开场合,都提醒过王丹和他背后的王军涛等人,希望他们纠正其公开发表的不实言论、尤其是有利于中共而不利于八九民运的不实言论,尽快公开纠正,都没有效果。故希望你们也提醒一下。

  让我们仔细读一读这段话:“这可能是最残暴之举:我们现在否认被杀的人是死了,我们遗弃了政府没有宣称的事实。人们不仅死了,还可能没被归入死亡人数。这样做使他们从历史上消失。这才是六月四日星期天永远的遗失。”(Timothy Brook)

  虽然确切数字很难查考,但“六四”死亡人数当在3000以上应无疑问。也就是说,王丹的数字缩水了90%,不到真实数字的十分之一。

  关于三千之数,下面是我的考订:

  一、六四清晨中国红十字会及某医院发言人分别公布,医院死亡人数2600-2700;一些西方情报机构的数字更高;

  二、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和北高联派出28辆校车去几十家医院的调查结果,与红十字会数字吻合;(北大筹委会副主席常劲的见证北高联秘书长王有才的见证

  三、美国学者Timothy Brook的书中有“六四”当天11家医院的死亡数字,总共478人;据此他推测整个北京124家医院应有2800人死亡,与红十字会和两个学生组织的数字吻合。

  四、这些数字仅仅是六四当天在医院调查的,应该还有不少医院外死亡和失踪的情况。如戒严部队冲进医院使很多人避到医院外,因得不到妥善治疗而辞世的;另外,王楠的案例(丁子霖名单第2号)证明还有大量失踪的情况,外界更难以知道。

  Timothy Brook的书名是Quelling the People,这是该书第161页的影像:
     

  下面是王丹给出的几家医院数字与Timothy Brook书中数字的差异:

       医院  Timothy Brook  王丹
      铁道医院    85     20
      北医三院    95     20+
      复兴医院    59     40
      几家总数    478     100
      推测总数   2800     300

  其实,从大量资料看,复兴医院的死亡数字居所有医院之首,远不止59人。这说明:一,Timothy Brook得到数字的时间可能偏早,后来还有更多;二,王丹给出的数字大大偏低,这是“民运领袖”所不应该犯的错误。希望王丹尽快纠正之。

  补充:本文公布后,有人说“书中的说法似非出自王丹本人,不能因为王丹主编的书中出了错,就把这一错误说成是‘王丹等人’(其实不过一些被征稿作者而已)的主观故意”。这个意见看起来不错,但很明显没有读过这本“王丹主编的书”。这个错误并非出自“被征稿作者”,而是源于明确署名“八九民运大事记(王丹)”的那一篇,加上该书“编者后记”也是署名王丹,这就怪不了“香港左派”引用说是“王丹根据医院死亡数字,估计全市死亡人数约为300人”。说这篇大事记不是王丹所作,却又署上王丹之名,其实是在贬低王丹或行剽窃、或在抄袭。

  下面是王丹等人《六四参加者回忆录》的目录,红色为署名“王丹”所作:

  另外,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曾对我说,“‘六四’参加者”这个书名根本不通,“六四”是屠杀,王丹等人怎么参加了屠杀?不知是不是跑题了,顺记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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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丹“回复”读后感】

  友人将王丹在网上写的“回复封从德”(全文附后)转给我,读后我感到十分的悲哀。我的悲哀有三。

  首先是对我自己的。我早已没有意愿再去向王丹“求证”什么了,这很可悲。从其网上回复看,王丹并没有任何沟通的诚意。我不再相信王丹是诚实的,也不再相信他背后的王军涛是诚实的,这后面的故事很多,总之是在历史的要紧处撒谎、伤害过往的同道来抬高自己,无论私下提醒还是公开批评都无济于事,而对外却又摆出姿态说什么“我们每次见面都‘热情而且亲切’”。有这么深的抵牾,却被外界视为同道,这本身就很无奈,又何必装什么姿态。而民运从八九年绝食后、尤其是六四屠杀后早已丧失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被一些善于作秀的人与中共的前台杀戮加幕后运作、媒体只顾热闹的特性及西方政客文士的急功近利沆瀣一气、所构成的共犯结构所破坏殆尽,无论有多少埋头苦干的真正的民运人士的努力,都跳脱不出这种明星政治的框限,这是第一层的悲哀。

  悲哀之二,是王丹对历史的草率,对死者的轻忽,都令我心痛:

  什么叫“300这个数字,来自别人的资料,我只是包括进来而已”?谁的资料?如何“包括进来”的?哪些是王丹的,哪些是别人的?为何在王丹书中“别人的资料”进了署名“王丹”的大事记而完全没有“别人”的名字?王丹是历史学博士,史学训练是这样教王丹将“别人的资料包括进来”而不署“别人”的名字却署“王丹”的吗?没有“别人”的名字,分不清哪些是王丹的,哪些是别人的,这些“包括进来的资料”就无从考查,历史科学研究的链条在这里就断了,就混乱了,这点起码的史学常识王丹学了二十年的历史难道还不了解?说轻了,这是对历史的草率;说重些,这叫抄袭或剽窃,是治史最大的忌讳,更何况王丹还是“六四参加者”与历史学博士双重身份。

  什么叫“因为各种说法都有,也不妨看看别人的意见”?“300这个数字”王丹只是“不妨看看”吗?NO,王丹是将“300这个数字”写在自己的书中隆重推介给世人的。既然“不妨看看”,说明看过,如果自己都不相信这个数字,为何还署名“王丹”而不提“别人”呢?既然看过又不相信,却还是将“别人的资料”归为己有,且是将大大偏低的“300这个数字”展示给世人,这对“六四”的死者是何等的的轻率?!数千天安门英魂八九年的“六四”已经死过一回,在十五年后王丹《六四参加者回忆录》一书里又死了一回。

  什么叫“这只是我的估计,我并没有确切材料”?难道王丹不知道北大筹委会、北高联、红十字会几方的调查都在三千之数?如果说当时王丹早就跑了不可能知道这些调查,难道整整十五年都从未想过仔细查考一下“六四”到底死了多少人,而只是跟随潮流人云亦云地随便敷衍一个数字?我搜索网上,没找到王丹“到处演讲谈到的相关数字”;但王丹书中“六四死亡300人”一说却赫赫在目,如今既然已知误导了不少读者,谁又看见王丹有何诚心的反省和公开的声明或澄清?

  第三重悲哀,是王丹对事实的继续扭曲和撒谎。

  从友人给的链接看,针对王丹说“为什么动不动就直接网络上见。这点我不是很理解”,一位网友说:“好多人认为你是六四领袖…既然你的文章有可能引起别人的误会,这已经不是你和封从德两个人的个人恩怨问题了,即使封从德私下从你那里得到解释,也完全有必要公开声明或者澄清。特别是对六四遇难人数这个敏感的话题。”

  这个意见很不错。但王丹的回应却是对事实的继续扭曲和撒谎。王丹说,“问题是他(封从德)从来没有‘私下从我这里得到解释’啊。”----难道王丹真就忘了我此前诸多私下和小范围内的提醒与求证吗?

  话说到这份上,这里就举一些例子,证明这几年我确实在“盯着王丹等人不放”。

  例一,《天安门》纪录片中王丹的伪证对柴玲和广场学生造成极大的伤害。外界只知道89年5月27日王丹在镜头前念了《十点声明》宣布联席会议建议30日撤,却不知此前王丹王军涛主持的联席会议在幕后准备的《十点声明》原方案是6月20日以后才撤(包遵信回忆录中有全文)。这个方案是在我和柴玲代表指挥部的质疑下才改为建议30日撤的(王军涛回忆等),王丹还反对柴玲提出的“空校撤离方案”(邵江、刘晓波回忆)。但王丹在《天安门》中将史实颠倒过来,变成他与联席会议建议撤而学生指挥部反对,且完全不提广场上的民主决策程序。“六四”后这样黑白倒置,不过是把自己打扮成“温和派”以逃避责任而伤害整个广场学生。外界对柴玲的妖魔化印象,这是一个主要来源,很多人都拿王丹在《天安门》中的伪证做依据。这一问题,无论是在王丹毕业典礼时我们单独吃饭时(王丹当时还想内定请我接任天安门一代召集人,应不至于忘记我的回绝与这个问题的关系),还是天安门一代内部讨论上,我都直截了当地提醒过王丹。至今谁见到王丹有任何纠正吗?

  例二,类似的,我能找到的王丹唯一一篇回忆运动经过的文章《绝食是怎样发起的》中,扭曲和掩盖随处可见:一﹑掩盖王丹等人发起的绝食是在遭到组织反对后的“个人发起”,当时的学运组织都反对绝食,高联甚至议决王丹开希绝食后不能再擅自代表高联;二﹑一方面绝口不提学运组织反对绝食的情况,另一方面却说通报了北大筹委会得到谁谁支持随即多少人签名云云,完全是在扭曲史实;三、绝口不提王丹等人发动绝食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中南海改革派希望咱们大闹,闹得越大越好”。对这些关键点的掩盖和扭曲,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这些问题,我也在类似场合提醒过,后来还有公开批注。至今又有谁见到王丹有任何纠正吗?

  例三,关于声明与签名。王丹好发声明,並签上很多人的名字来忽悠外界。前些年也有很多署我名的声明,我多是在媒体上才知道的。电话中也提醒过王丹,希望下不为例;内部讨论中也说过,但从未听到王丹道歉,更不用说纠正了,之后依然不经我的同意而替我署名,直到我公开批评才作罢。王丹签了很多人名的声明,常说要做这个那个,事后大多不了了之或敷衍了事,媒体上说完就好像事情已经做完了,让许多如我被签名的人感到羞耻,我在内部讨论中也说过,有案可查。如果说没有钱做事难、编出质量糟糕如《六四参加者回忆录》那样的书也情有可原、写出“六四死亡300人”这么荒唐的错误也在所难免,那么,同样发个声明公开纠正这些错误总是不难的吧?至今又有谁见到王丹的纠错声明呢?

  例四,关于王军涛,可以说明与这些人私下讨论的无效性。2000年6月4日,王军涛在多维与网友对话,作贬低学运却有利于李鹏的伪证,称“李鹏与学生有电视直播的直接对话,符合学生就对话提出的程序性要求,学生也表示了这一点”。三句话都是假的。我很快致函指出错误并说明理由,等了三年不见回音。2003年3月,再寄给王军涛任理事长的《新闻自由导报》被拒刊登。最后多维不顾王军涛阻挠刊登出来。当时王勉强私下回应我,但顾及“有些人的安全和我们今后的机会”,要求暂不公开。我守诺一直没有公开内容,王军涛就拿这一点到处忽悠外人,说他和我已有私下讨论,好像我们已有共识似的。其实王军涛私下已经承认那三句话有问题“应当公开更正自己的错误说法”但坚持李鹏是“愿意解决问题的”,说马上找机会纠正,却在03年六四前突然翻脸。一两年后王军涛开博客,还是原封不动的那三句话伪证,一点也没纠正。虽然后来我就此一再公开批评,也完全没有效果。我真的很纳闷,王军涛到底顾忌什么呢?

  例五,同上,王军涛在和我私下讨论的电邮中说,王丹在八九民运前已经被网罗在他和陈子明的社经所团队中。这样的话在2004年六四前在法广也说过。但后来起争议,陈子明一定说89年王丹不属于社经所团队,我拿出王军涛的说法也不认账,还说与王军涛核对过。黑纸白字都赖账,还能相信什么呢?

  例六,传播柴玲“回国”的谣言,构成妖魔化柴玲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外界对柴玲的妖魔化印象,除了影片《天安门》中的“别人流血,自己逃生”那两句前后拼接的话被王丹的伪证加强以外,就是多维采用中共提供的“入境资料”造的谣言,说“柴玲已经回国﹑目前人在国内”。当时我读到多维的报道,吃了一惊,当即打电话到波士顿,柴玲接了电话,人根本就在美国。之后几年我又反复问过柴玲,她根本没有回过国。但是,这个谣言让王丹等人很兴奋,立即配合多维,公开说什么「柴玲能回国我很高兴」、「我困惑的是我为什么不能回去。」我在《世界日报》和【六四档案】网站的辟谣发布这么久了,谁又见到王丹有任何纠正吗?这个谣言一直传播到今天,私下也有很多人问我,都是将其作为柴玲不负责任吃人血馒头的例证(而真正吃人血馒头的典型案例,却很少人有兴趣),这一点难道王丹真的不清楚?为何还要一边传播谣言,一边又在一些公开场合假惺惺地说什么“理解柴玲”之类的话呢?

  例七,背后对我的诋毁和造谣。这我知道很多,有些还是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辈告诉我的。这里从略。

  不多举例了。总之,根据这些过往的经历,我不再相信王丹和王军涛的诚信。希望这些都是误会,但目前没有迹象看出是误会。如果有人说这些不过是“个人恩怨”,我也只能一笑了之。有些人对真相本来就没有什么兴趣,或根本就害怕真相。

  附:王丹“回复封从德”全文:“小封(封从德)恐怕是误会了。事实上,最近几年我到处演讲,谈到的相关数字都是两千。这只是我的估计,我并没有确切材料。300这个数字,来自别人的资料,我只是包括进来而已,因为各种说法都有,也不妨看看别人的意见。但是确切来自我的口中的数字,从来就是2000左右。这点所有听过我演讲,或者问过我这个问题的人都可以作证。小封这几年确实总是盯着我不放,不过我觉得很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应当感谢他。只是其实他要到我的电话不难,不知道为什么从来不向我就求证,按理说,严谨的历史工作,首重第一手材料,求证于当事人本人是最直接的方式。为什么动不动就直接网络上见。这点我不是很理解。但是也无可奈何。世界上有很多事,王丹真的就是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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