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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海外流亡人士难尽孝道
世界日报
2003年1月4日
  
  记者曾慧燕纽约报导,多名因89年「六四」事件流亡美国的大陆学者、工运及学运领袖,由于遭到北京当局阻挠,被迫与大陆亲人生离或死别。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祺,月前也经历这样的「人间憾事」,他80多岁的老父,「撑着一口气」,仍然未能见到阔别13年的爱子最后一面,抱憾而终。
  另位现居纽约的前「北京摩托车队」(官方称为「飞虎队」)组织者、异议人士宋书元,母亲86高龄,他多次申请回北京探望高堂老母未果。而此前他与严家祺一样遭丧父之痛。
  宋书元高龄90岁的老父,1999年9月病危,他几次申请回北京探父,始终未准。一个月后父亲病逝,他再次要求回北京奔丧,仍遭拒绝。
  严家祺在江苏武进的老父,自儿子流亡海外后,一直希望见儿子一面,但多次申请护照被刁难,他病危时的心愿是见儿子最后一面。严家祺说,他同意「亲情在某些意义上高于政治」,但「一个人的初衷不能违背」,他当初离国是为了躲避暴政,现在北京政权的本质并未改变,他不愿意和他们谈条件。(世界日报)(64memo祖國萬歲 / 89)


著名海外流亡人士談「六四」及起訴江澤民 (圖)
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方覺

【人民報消息】(大紀元特邀記者林之昊波士頓報導) 六四紀念日即將到來,記者採訪了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方覺。方覺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任職,1998年初,他通過中國人權,發表了《中國需要新的轉變--民主派的綱領性意見》,因此坐牢四年。2002年11月在16大之前,再度被當局拘捕。在國際壓力下,他於今年1月被遣送出國。目前,他是哈佛費正清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記者:您在六四那天的親身經歷?

方覺:六.四的具體情況許多人已經講過許多遍了。重複這些是有必要的,但也是不充分的。我想談一下我們和別人一些不完全相同的看法。

第一是,我們深深地感到,中國的六.四沒有很好地和當時蘇聯、東歐正在產生的制度上的變化結合起來。當時戈爾巴喬夫已經提出了多黨制的思想。東歐的許多國家也在醞釀多黨制的變化,尤其是六.四之後,波蘭的團結工會第一次在議會取得多數票,組織了所有共產主義國家中第一個非共產黨政府。而中國的六.四是一個比較孤立的運動。

第二是,六.四運動除了青年學生這一政治隊伍外,還有共產黨內的開明派。開明派實際上不是民主派,他們只是共產黨內部傾向於改革派的支持者。他們更多的是關注某一個開明領導人是否能保住職位。這樣就把六.四的目標引向了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權力交替,而不是民主改革。

記者:中國知識份子向來都是以天下為己任,啟蒙大眾、文化先鋒,可是六.四以後,他們的骨氣和良知似乎也被暴力打下去了,您能談一下六.四對於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影響嗎?

方覺:這個問題我想從兩方面談。第一就是六.四以後,特別是95以後,相當一些知識份子已經把目標轉向謀取個人利益,提高個人收入,提高個人知名度,爭取多出國的方面,已經不太關心信仰問題,信念問題,也不太關心國家的前途和中國人民的改革問題。知識份子高度的世俗化甚至高度的庸俗化是中國知識界的主流。我們不要迴避這一點。

第二就是經過六.四鎮壓後,特別是中共在90年代取得了比較快的經濟增長,也把增長的一部份好處送給了知識份子,所以他們很快的就成為體制的依附者。

90 年代以來,中共通過很多灰色渠道和很多第三者和海外參加過六.四或民運的人士進行接觸,希望他們說一些對中共友好的話,對祖國有利的話。中共的說服勸導通常是通過物質利益進行引誘的,比如說給你提供回國的可能,給你家人提供出國的可能,對你在國內需要辦的事情提供方便,給你在國內的親屬提供“照料”等。它也可以向你做出一些承諾,比如在今後時機成熟時,你可能還有在中國官方舞台從事活動的機會和條件,類似的政治暗示。

很多中國知識份子他們本身並不是民主主義者,他們有一些批評共產黨的意見和對在中國受到壓制和不公的人的同情。他們在海外生活時間長了後,對國內情況比較淡漠了,同情心的基礎也削弱了。特別是最近,中國更換了領導層,有一些人正在積極地為新的領導層做宣傳活動,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動向。因為現在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國新的領導層準備開始政治改革,或準備開始和政治反對派進行平等對話。我覺得國內和國外的民運人士可以在中共進行政治改革的基礎上,作為反對派跟中共進行對話,而不是在中共拒絕政治改革的基礎上,以個人身份,為了自己的政治出路,去向中共表示友好。

記者:您98年寫的那篇要求中國政府改革的文章,刺動了政府,為此您坐了四年牢,這篇文章的主要的觀點是甚麼?

方覺:有兩個重點。一是,我們強調中國要有政治改革。當時的國際社會和多數國內意見傾向於中國通過長期的經濟改革,緩慢走向政治改革。我們認為只進行經濟改革是不可能改變中國的專制制度的。

第二個重點是,中國應該改變外交政策。中國是個大國,中國的改革不能沒有國際背景。中國的外交政策應該由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轉變到支持民主國家,逐步走入主流世界,而不是和流氓國家結成同一陣營。

記者:您在監獄裡的所見所聞

方覺:我前後一共關過5個監獄。中國所有的政治犯,如果你是堅持立場而且在監獄中還公開批評中國政府和領導人的錯誤政策,你的待遇會比一般刑事犯還要低。如果你保持沉默,或者有所合作和妥協,待遇就會好很多,還能經常見到家屬。

記者:您自己呢?

方覺:我在監獄裡的待遇是最差的。監獄裡最差的環境是禁閉室,大約2平方米的地方。白天坐著,晚上就睡在水泥地上。我在裡面被連續關過25天,那時是冬天,外面正在下雪,氣溫達到-16°X,牢房裡沒有暖氣,也沒有棉被。每天吃的飯就是一個玉米面做的東西。

在這期間我一直拒絕認罪。當警方訊問我對政府某些政策和領導人的意見時,我都是以平靜的態度批評政府和江澤民本人。舉個例子,1999年7月,中國政府宣佈取締法輪功,當時我還在監獄裡,當天警方就找我談話,讓我對中央政策表態。

我說,取締法輪功是沒有法律根據的。法輪功只是一個健身運動,參加者很多是婦女,退休幹部,許多人是長期的病號。除了健身,他們也想尋求一種精神上的寧靜和良心上的錘煉。既沒有政治目的,也沒有侵害性。我對他們說,“對他們取締甚至採取抓人的方式是非常過份的。我們應該尊重他們,包括對其他人的信仰。”他們認為我的思想距離中央的要求太遠。(笑)

記者:您是如何看法輪功學員起訴江澤民

方覺:這是他們正當的權力。我也相信,不論再過多少時間,由於迫害而死亡,或者受到虐待和迫害的人,都是有權力直接提出,或委託他們的親屬提出司法控告。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不能容忍有幾百個人被迫害致死而不發出任何聲音。

記者:起訴有用嗎?

方覺: 如果目前無法直接實現它的司法目的,至少它起到了表達正義聲音的作用。國際社會需要有正義的聲音,而且要讓這正義的聲音傳到國內。讓中國公眾能夠瞭解到,全世界還是有很多人在關心中國侵犯人權的情況。從司法角度講,我相信,在中國進行政治制度改革那一天,會重新審查有關法輪功的全部案件,對那些直接參與迫害法輪功人,特別是造成死亡的人,是必須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我相信這一天是應該有的,也是會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