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她一個公道──為柴玲辯護
雲兒
2003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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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笛:不是英雄是惡人  

  尊敬的陪審團諸位先生:

  法庭辯論現已結束。請允許我在此作總結髮言。

  首先,請允許我對嫌疑人的辯護人云兒大律師和非文人大律師表示衷心感謝並致以崇高敬意。因為他們的主動合作,使本虛擬法庭能夠開起來,對愚昧的大陸人進行了一次生動的民主法治教育。

  的確,哪怕是在許多所謂“海外精英”中,起訴他們心目中的“人民英雄”都是駭人聽聞之舉。這些人白白出國多年,卻連“無罪推定”、“公平審判”的起碼感性知識都沒有,連“審判≠批鬥≠定罪≠侮辱”都不懂,連“審判”、“嫌疑人”是個中性詞匯都不知道,以為“審判柴玲=侮辱柴玲”,為此在觀眾席中對本檢進行了種種侮辱。

  在這種愚昧的國情下,兩位律師以敏銳周密的思維能力和出色的風度,為在中文網上進行文明政治辯論作出了楷模。希望他們的表現,對只知道以人身攻擊侮辱持不同政見者的“民主”人士會有所觸動。

  光從這些“民主人士”的表現中,人們就不難看出,如果1989年真的發生了柴玲希望的事,獨裁政府被人民推翻了,一個“真正的人民共和國”建立了,今日中國會不會有真正的民主。

  本檢在此想著重指出:沙灘上是建立不起寶塔來的,出於污泥,豈能不染?一個被萬惡的黨文化特別是“鬥爭哲學”浸透了每一寸領土的腐惡國度中,決不會有什麼真正的民主運動,也不會哺育出真正的民主領袖,有的只會是形形色色的野心家,使用黨媽媽教給他們的那套童子功,欺騙煽動人民去和政府較量,實現私人野心或達到卑污的個人目的。

  王軍濤先生說,“六四是一場有罪人而無惡人的運動”。他這話說得西化了些,不懂英文的人可能不明白。他所說的“罪人”,意思大概是criminals,中文就是“罪犯”,而“惡人”,意思大概為sinners,指的是犯了道德錯誤者。他這堛熒N思很明確:六四中的罪犯是中共當局,而學生領袖是沒錯的,連道德責任都用不著負。他這個觀點很有代表性,直到現在,“天安門一代”還在被許多人當成英雄歡呼。 (六四檔案 - 2004)

  本檢認為,這個評價違反了歷史真實。本案審理表明,某些學運領袖不但不是英雄,反而是道德意義上的壞人,其中情節特別惡劣者,甚至觸犯了刑律,其實是罪犯。最可悲的是,這些人作惡甚至犯罪,根本就不是像好來塢電影中的壞人那樣,因為天性邪惡,蓄意犯下反社會的罪行來,而是真誠地為他們的信念鬥爭。可惜,他們相信的完全是黨文化那一套。鬥爭方向錯了,車再好,馬再快,不但永遠到不了楚國,而且必然陷入“集體無意識作惡”之中。本案嫌疑人柴玲就是這樣一個最有代表性的悲劇式的人物。 (64檔案 - 2004)

  為說明這點,請允許我從中國社會文化歷史背景的角度對此案進行一番剖析。


一、我們的“鬥爭”和他們的“鬥爭”  

  六四迄今已近14年了。中外議論這一歷史悲劇的文章可謂汗牛充棟。然而可悲的是,除了本檢的文章,似乎沒有哪個論者一語道出了癥結,那就是:運動之所以以如此慘絕人寰的悲劇落幕,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它的指導思想完全錯了。無論是草根民眾、是風雲一時的學生領袖和幕後可能有的高參、還是舉起屠刀的獨裁政府,所有人的指導思想其實都是同一個:萬惡的“鬥爭哲學”。 (64memo.com/89)

  限於特殊的歷史條件,學運的參與者、領導者和出謀劃策者們的思路都只能是我黨教給他們的那一套。他們根本就沒有可能認識到:社會進步當然需要人民與統治者進行鬥爭,但這種鬥爭的目的,應該是而且只能是達成對人民有利的妥協。

  因此,鬥爭必須是有明確、具體、有限訴求的,每次鬥爭的訴求,都應該統治者讓步的上限,不但具有迫使統治者讓步的可能,而且具有客觀可行性和漸進的特點。鬥爭應該是有節制的,鬥爭者應具有高度的靈活應變能力,如果發現訴求超出了統治者的最大讓步極限,領導者們應能及時調整己方要求,及時達成妥協,使鬥爭在迫使統治者作出一定讓步後勝利結束。在本質上,它與農貿市場上司空見慣的討價還價活動並無差別,是建設性而不是破壞性的。 (64memo.com / 89)

  縱觀文明世界史,這就是人民逐漸獲得政治權利的鬥爭正道。西方民主社會的建立,走的是一條緩慢漸進的上升曲線,在每一個微觀階段都因人民的有限鬥爭或統治者的主動被動讓步而出現一個明顯進步,但絕不是大幅度飛躍或突變。英國、北歐諸國的民主社會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為世人普遍盲目膜拜的法國大革命,其實只造成了使社會大幅度倒退的混亂局面。社會的穩定持續進步,還是在革命結束將近百年後才開始出現的。 (64memo反貪倡廉´89)

  我黨提倡的“鬥爭”則在本質上完全與此相反。它的目的不是人民自身起來爭取具體的權益,也不是謀求社會進步,而是為某個集團奪取政權。因此,它的宗旨是不是謀求妥協,而是通過“合法鬥爭”來羞辱對方,在拒絕與對方合作並作出任何讓步的同時,抓住一切機會宣傳對方對談判缺乏誠意,堵死對方下臺的一切可能,使對方在惱羞成怒之餘舉起屠刀,從而向人民暴露統治者的反動殘暴本質,以此“喚醒民眾”、“教育人民”,將他們拉到己方來形成統一戰線,最後達到孤立對方並最後推翻對方,自己取而代之的戰略目的。 (64memo祖國萬歲 - 89)

  因此,這種“鬥爭”,其實是“戰爭”的同義語,它是流血或不流血的戰爭,目的是消滅對方,而不是和平共處。實質既然如此,則它最大的特點自然就是所謂“堅定性”,亦即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的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在共產黨的詞典堙A“妥協”就等於“投降”。任何主張妥協的人,都要被譴責為“投降派”、“陰謀家”、“特務”、“奸細”,等等。從志在奪權的野心家們那面來說,這倒確實是順理成章的邏輯結論,既然是中國式奪權,它當然就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心慈手軟”、“書生氣十足”就是“宋襄公蠢豬式的仁義道德”(毛澤東語)。 (64memo中華富強 / 2004)

  這就是“天安門一代”長大時學會的東西。他們對“鬥爭”和“妥協”的理解,絕對超不出上面的概括,正如魚缸堛漯鰴膜ㄦ|長出超過魚缸的身材、北半球的人看不見南極星空中的南十字座一樣。因此,當他們在89年起來和當局鬥爭之時,絕對只可能使用黨媽媽耳提面命教會他們的童子功。

  89學運最明顯的表象特點,是它只有模糊不清的口號,根本沒有明確的具體訴求。此特點不但為許多論者在事後指出,而且已經為採訪柴玲的記者注意到了。在柴玲的歷史性證言中,記者多次詢問柴對學運的具體打算以及實現它們的計劃,柴卻除了“指望人民起來和下流政府較量”這個不著邊際的夢想之外,什麼都說不出來。

  那講話還暴露了柴玲作為一個碩士生,其精神世界的驚人的蒼白與荒涼。她不但對自己追求的“民主”毫無最起碼的理性和感性認識,對馬丁•路德•金這樣一個深刻影響了現代文明史的重要人物一無所知,甚至還不倫不類地篡改了魯迅的詩句,把它強加在譚嗣同頭上。

  如果說她毫無建設性知識,對黨教會她的那套破壞性知識卻非常精通。如果我們把她譴責的對象置換為“國民黨反動政府”,則那個講話完全可以作為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歷史性教材,送入“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

  的確,她不但是最堅定的“堅定分子”,反對一切妥協,和形形色色的“陰謀家、投降派、特務、奸細”作鬥爭,而且徹底看穿了反動政府的殘暴本質,根本不對之抱任何幻想,將對話輕蔑地斥為“白日做夢”。總而言之,她完全是中共電影堙圻罹j”式的革命女英雄,在她眼堙A中共政府就是她從小看熟的《農夫和蛇》堛漕滷欓r蛇、《東郭先生和狼》中的那只狼。 (六四檔案/89)

  柴玲的知識結構的致命缺陷,其實是所有學運參加者和涉及者包括當時的文化界、知識界的共同特點。一言以蔽之,我黨只教會了大家怎樣去破壞一個舊世界,卻不懂並禁止大家去學習怎樣和平推動一個舊世界發展,使之逐漸轉變為一個新世界。

  這堙A歷史對中共作的最大嘲弄是:當初他們發明並向人民傳授這套邪惡功夫時,做夢也沒想到有朝一日,自己會在人民心目中變成舊世界,變成當年被他們推翻的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類似物;而電影小說中那些英勇不屈的男女革命英雄,卻居然成了新一代如柴玲者的效法榜樣和靈感來源。這樣,當他們無限驚恐地發現作法自斃、徒弟使用自己那套功夫來對付自己時,就必然要進入深度的paranoia狀態,以為大位行將不保,自己將會被人民革命推翻,因而作出過度反應,殺人立威,“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平安”。 (六四檔案´89)

  對人民來說,歷史作的最大嘲弄是,黨媽媽在教他們那套邪惡功夫時,忘了告訴三個事實:第一,天下並不是只有我黨發明的那種破壞性鬥爭方式,還有別的建設性鬥爭方式;第二,我黨發明的那種鬥爭方式是為奪取政權特地設計出來的,只有一個功能──奪權;第三,那種鬥爭是一條單行線,是不可逆反應,一旦上了那賊船,就再無回頭路,只有兩種可能結局:無從和解的對抗導致的不是魚死,就是網破。 (64memo.com / 2004)

  以此來透視學運,則所有的事態發展都一目了然,偶然的事件變成了必然的表現:學運從頭到尾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可操作的建設性訴求,是因為參與者、涉及者、領導者們自己就不知道他們要追求的民主社會是個什麼樣子,遑論實現它的具體鬥爭步驟。當然,他們的主觀意圖很可能並不是要推翻政府,但那其實無關緊要,那種傳統鬥爭方式,決定了它不但不會有什麼建設性成果,反而只會招來當局的瘋狂鎮壓。 (64memo祖國萬歲´89)

  的確,學運在發展和惡化的每一個關鍵階段都體現了這個破壞性特點:領導者們非常注意在表面上循規蹈矩,以剝奪政府的鎮壓藉口,卻處心積慮地利用戈氏訪華,在全世界面前羞辱當局;學運領袖對對話毫無信心,卻急不可待地採取絕食的極端措施,以此將當局的軍,並引起民眾對當局的憤慨;閻明復代表趙紫陽去說服學運領袖撤出廣場,被他“慈父形像感化”的學運領袖卻被其他人罷了官;在戒嚴令下達後,部份學生仍然頑固拒絕撤出廣場,甚至號召人民去堵截入城清場的戒嚴部隊……自始至終,學運的發展,一直指向那個不可避免的結局──對抗。 (64memo反貪倡廉 - 89)


二、“革命浪漫主義”的罪惡  

  示威者採用的鬥爭方式,從一開頭就注定了他們後來的厄運。由毛酋欽定並花了三十年的功夫,通過歷次政治運動灌輸給全民的“鬥爭哲學”,其實主張的是一種視野中沒有休止符的無限運動。因此,學領們知道怎樣去發動一場學潮,卻根本不知道如何去結束它──教科書堭q沒講過這一段。就連民運人士中唯一能寫點通俗小冊子的“理論家”胡平先生也看不出這種鬥爭的荒謬本質來。他在事後提出“見好就上,見壞就收”的策略主張,其實是夢想左右一場本質上是不可控的運動,雕鑿一株觸手成灰的朽木。 (64memo反貪倡廉/2004)

  因此,當人民發動起來後,領袖們便必然陷入不知所措的尷尬局面,不知道怎樣利用眼下的局面去謀求一個最有利、最實惠的結局。正如我在舊作中指出過的,這些人最初起來鬧事,其實是出於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引起的對“秋後算帳”的恐懼。然而就連這個有限的、完全可以實現的目的,他們都沒有本事達到。其所以如此,完全是拜“革命浪漫主義”情懷之賜。 (六四檔案-1989)

  似乎可以說,世上一切民族中,再沒有哪個比敝民族那樣輕言“暴力革命”和“流血”了。共黨在大陸執政三十年,把絕大多數人都變成了完全脫離現實的“浪漫主義者”。這些人從來不知道、也沒想過“流血”是怎麼一個慘不忍睹的情景,從來沒見過被彈片削去半個腦袋的恐怖人臉,沒見過被重機槍子彈掏空的篩子狀軀幹。他們更不知道也不願相信,由於現代武器的出現,他們從小從文學作品中看來的“革命”、“起義”不過是進了博物館的恐龍。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一連武警來說,一萬革命民眾不過是一堆肉。 (64memo.com / 89)

  更嚴重的是,黨的教育,讓他們錯誤地把人民當成了萬能的救世主。在他們淺薄的頭腦中,“人民”佔據的其實是“上帝”加“聖人”的位置,它不但是全知全能的,而且是世上一切美德的象徵。另一方面,吊詭的是,黨媽媽同時還用自己的言傳身教,教會了他們在實踐中把人民當成實現領袖私欲的方便工具。因此,為了革命需要,必須犧牲一部份人民的性命,以便喚起民眾,和專制政權較量,但革命的長遠利益規定,領袖們的血是萬萬不可流的,以便“人亡旗不倒”,使革命在遭受挫折後還能進行下去。 (64memo反貪倡廉 / 89)

  因此,世界在他們眼中,其實不過是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舞臺場景,比好來塢卡通片還滑稽荒誕:要推翻一個政權,不過是小菜一碟。他們要作的,不過是像偉大領袖在《愚公移山》上教導過的,去感動那個人民上帝。上帝感動了,就會派神仙下凡把那壓在他們頭上的大山搬走。一切就像他們從小看慣的電影場面一樣簡單:那堶惆ㄓㄗ鴞憒獺A被打死的多半是壞人,偶而犧牲的好人也毫無痛楚,而且一無例外地能在英勇就義前交上最後一次黨費。 (64memo.com - 1989)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不但是80年代大多數中國人對真實世界的理解,而且竟然仍然是如今許多身居海外的大陸出身的“知識”分子(包括個別大“漢奸”在內)的理解。就是這種昏亂的神智,構成了他們輕言革命的全部“理論”基礎。這種全民共同走火入魔的奇特昏悖現象竟然會出現,光這一點就足以說明黨文化造成的民族災難之深重。

  在這種黨文化世界觀指導下的學運,必然就只能是我們見到的那個樣子。既然鬥爭哲學同時為雙方在主觀上排除了達成和平妥協的可能,運動當然也就只能一浪高過一浪。於是當統治者拒絕讓步時,學運領袖便一籌莫展,只能回應以更極端的手段。這反過來又讓統治者更加相信他們面臨著“亡黨亡國”的深刻危機。當跡象顯示出鎮壓在即時,學運領袖想的不是如何撤退,避免毫無必要的慘痛犧牲,卻只知道如過河卒子一般拼命向前。當危機一觸即發之時,他們便按黨媽媽的教材指示,效法革命老前輩,乞靈於那個萬能的人民上帝,躲在“人民戰爭”的肉盾之後,靠人民去為他們保駕護航。 (64memo中華富強´89)

  任何人都能看出這就是柴玲證言中描述過的情景。現代文明讀者很難設想、也不願相信一個23歲的年輕人會有如此險刻深沉的心術。他們不知道,這種心理在文明世界顯得非常惡毒荒謬,但在那個是非顛倒的國家堙A它的出現完全是“必然導致的偶然”。共黨本身就是如此發家的,每個青少年對這套成功祕訣都耳熟能詳,根本就不覺得邪惡荒謬。當邪惡被奉為國教後,人民也就必然進入“集體無意識作惡”的“氣功態”中,柴玲不過是這種不以惡為惡的無數青少年中的一個代表人物而已。 (64memo反貪倡廉/89)

  這就是為何她在屠殺前夕還約見外國記者,坦率向全世界詳細披露了她用人盾來逃避秋後算帳、期望流血而自己又不願流血的罪噁心理。作為受過高等教育的成年人,她當然知道那談話會被發表,實際上,記錄稿中還有她交代記者暫時不要披露某段內容的話。

  在她,黨的鬥爭哲學已經成了天經地義,她自己根本就不覺得反對妥協會是什麼錯誤。革命浪漫主義情懷更讓她天真地以為,只要流血事件發生,人民就會起來推翻那個反動政權,一個“真正的人民共和國”就會誕生,而她自然也就是開國功臣。那些反覆標榜自己是學運元老、絕食發起人和反覆拒絕妥協的“堅定分子”的話語,其實是作為功勞記錄下來預先存案的,以待革命成功後作為她的政治資本。這一招她其實也是從革命老前輩那兒學來的:毛澤東和江青都幹過類似的事。 (64memo反貪倡廉-2004)

  也許有的讀者要覺得我這是以小人之心度淑女之腹。但仔細閱讀文稿的客觀讀者不難得出這種感覺:它的主旨就是表功,表明她本人如何自始至終與各種各樣的“陰謀家”、“投降派”、“特務”們堅決鬥爭,堅持了決不妥協的正確路線,與敬愛的江青同志回憶她本人在“路線鬥爭”中的英勇表現相似到了極處。特別能說明這點的是,仔細閱讀文稿可以發現,柴雖然是絕食團指揮,但其實絕食的主意並不是她想出來的,但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她卻要把“絕食發起人”的“功勞”勉強拉在自己名下。 (Memoir Tiananmen´89)

  總而言之,閱讀那份講話,我仿佛聽到了歷史的回聲,不止一次地毛骨悚然:江青同志的幽靈在80年代的青年一代中借屍還魂到了如此逼真的地步,不能不讓人為黨的教育之成功感到徹底的絕望。看來,要擺脫黨文化的深重毒害,不是一兩代人的努力可以作到的。

  當然,柴女士並不是江青同志,她不過是一個被黨文化徹底洗腦洗到不辨南北的浪漫主義者加上精明的個人盤算的野心勃勃的小青年罷了。真實的世界其實根本不是洗腦電影小說中描繪的那個世界。急轉直下的事態,無情地粉碎了她的革命浪漫幻想。

  首先,人民並不是那個萬能的上帝,不過是像你我一樣的無所作為的庸人罷了。他們可以做的,頂多就是上街遊行示威一陣子,還得擔心獎金和工資不被扣了,讓一家老小生計成問題。面對具有強大鎮壓機器的獨裁政府,他們可以為學生作出的最大犧牲,就是把自己的性命徒勞無益地搭進去,而這絲毫也改變不了學領的厄運。

  其次,雖然口口聲聲看穿了獨裁政府的反動本質,對之不抱絲毫幻想,柴玲其實不過是在下意識地重覆黨媽媽在政治課堭迮髡o的話,只是把“美蔣反動派”、“帝國主義”的字樣換成中共政府罷了。黨可以兇殘到何等地步,她對此根本連最起碼的概念都沒有。我相信,雖然她口口聲聲“期望流血”,“讓廣場上血流成河”,但在內心深處,她不但沒去仔細想想這些話是什麼意思,而且,如同那些以血肉之軀去阻擋鋼鐵怪物的市民學生一樣,她骨子堣j概根本不相信“人民子弟兵”會對人民開槍。要擺脫幾十年洗腦教育造成的幻覺,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六四檔案´89)

  因此,她雖然暢談流血,並準備欺騙同學們去為她送死,但那其實只是理論上的計劃,紙上談兵而已。當事實無情地證明萬能的人民並不能擋住坦克裝甲車,“人民子弟兵”竟會真的瘋狂屠民,而現實中的流血情景又是何等可怕時,她必然會受到極度震駭。其他學領大概也有類似的感情經驗。從那個時刻起,他們才第一次知道了“流血”是怎麼回事。

  這就是學領們逃出來後全都變成了“事後溫和派”的原因,沒有一個人敢出來承認當年他堅決反對撤出廣場。就是柴玲本人,如果不是她事先記錄了那個“功勞證言”,我深信她也一定會搖身一變,成了堅決主張撤退的“事後溫和派”。這種急劇轉變,其實只不過反映了理論上和現實堛滿妞y血”的巨大差別。

  我想,今日在論壇上放言高論暴力革命的政論家們,其實全該送到巴勒斯坦去接受一下再教育,親眼看看流血是怎麼回事。而親身經歷了六四還堅持暴力革命主張的人,必然是世上最無天良的喪心病狂之輩。

  這就是柴玲本人的悲劇:她其實如同一個夢遊患者,把黨媽媽從小教會她的那套本領下意識地、不加思索地、本能地使了出來。她和其他人的區別,只在於她特別忠實於劇本,一絲不苟地念了黨媽媽為她寫下的對敵鬥爭的臺詞。悲劇就在於歷史為她和別的黨的好兒女們提供了一個表演機會,因此而給全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而她因為最忠實於黨教條,造成的惡果就特別嚴重。正如本檢在法庭辯論中反覆指出的,如果不是她效法我黨建立人盾保護自己,世上也就不會多出數百甚至數千怒目蒼天的冤魂來。 (Memoir Tiananmen - 89)

  因此,清算以柴玲為代表的學領犯下的錯誤和罪惡,說到底,是清算黨文化對全民犯下的滔天大罪。不徹底清算視人命如糞土、以鮮血染頂珠的萬惡的“鬥爭哲學”和“革命浪漫主義精神”,類似的更大的民族悲劇還會在未來不斷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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