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她一個公道──為柴玲辯護
雲兒
2003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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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軍隊屠殺,柴玲不應負刑責  

  六四天安門血案,罪魁禍首自是鄧小平李鵬等為實施清場不惜代價而大開殺戒的獨夫民賊。但是,作為天安門廣場總指揮的柴玲女士,為什麼沒有作出事後看來是極為明智的抉擇──率領學生撤出天安門?對於最後無法避免流血,她有沒有責任?這是大檢察官念茲在茲、苦苦追問的問題。

  我理解大檢察官追問此問題時的悲天憫人與強烈的人道關懷【異】。然而當蘆檢斷言,柴玲已經從理論上預見到了大屠殺的可能,卻輕信“人民子弟兵”不會對自己人民開槍,屬於“已經預見而輕信可以避免”,應當算“過失殺人”的時候,卻犯了兩個錯誤,一個是法律上的,一個是事實上的。 (64檔案´89)

  法律上的錯誤我以前已經說過,在柴玲堅守天安門與受害人死亡之間不存在刑法意義上的因果聯繫。由受害人死亡這個果往前溯,直接原因是獸軍殺人這個因,正是它在柴玲行為之後突然插入並且直接導致了受害人死亡,因此必須對受害人死亡負刑事責任。而柴玲的堅守天安門,因為其本身不會致人死命,所以不必負刑事責任。

  蘆檢在反駁我這個論點時,舉了一個例子,其中從“派兵──學生和平撤出廣場”的所謂“原定因果關係”,推出堅守廣場乃是造成原計劃外的平民死亡,所以柴玲應當對獸軍殺人負責。這個推理其實仍然是誤將一般性的邏輯上的因果關係,當做刑事上的因果關係,所以不能為法庭所接受。刑法上追究殺人責任,只能嚴格地從受害人死亡這個“果”往前推,而不是任意假定一個什麼“原定因果關係”作為判斷的基點。 (64memo.com-2004)

  蘆檢反駁我的另一個例子,長官命令下屬濫殺無辜時,下命令者與被害人死亡之間的因果關係是否因開槍者為另一人而打破?在這一場合,傳統觀點將執行命令者看作沒有自己獨立意志的工具,不因執行命令而負刑事責任。這樣,命令下屬殺人,與自己利用工具殺人沒有區別,應該由下命令者負全部刑事責任。然而二戰以後,執行命令者同樣被認為負有刑事責任。一般認為,下命令者與執行命令者*都有*殺人故意,共同施行了一項謀殺,因此都有罪。只要了解這堛疑鶬銢O兩人共同實施同一個殺人意圖,就會發現它與我前述關於因果推論的原則並無矛盾。當然對於這堶悸漲D法原則仍然有爭論,只是這些爭論與我們此處的討論已無關係。 (64memo.com / 89)

  可見,蘆檢的反駁絲毫未能動搖我以前的立論:在柴玲堅守天安門與受害人死亡之間不存在刑法意義上的因果聯繫。對於大屠殺,柴玲毫無刑事責任。


五、六四當時,開槍屠殺屬於不可預見  

  蘆檢在事實上的錯誤則是,沒有證據支持他關於柴玲已經預見到軍隊開槍屠殺的斷言。在他引用來作為決定性證據的柴玲5月28日錄影講話中,沒有一個字提到開槍。蘆檢只是引用了若干句“期待流血”、“我們要在廣場上流血”、“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等等,並且把此數處的“流血”一詞解釋為開槍屠殺【同】(64memo.com´89)

  這個解釋是完全錯誤的。它以大屠殺事後的眼光,投射大屠殺以前的情形,完全不符合當時學生們對於“流血”的通行理解【同】(64memo反貪倡廉/89)

  六四當時學生們普遍有種悲情,動不動就說要“流血”。這堙妞y血”其實沒有大屠殺之夜所代表的那種嚴重含義,不過指作出某種犧牲,最多為受傷流血而已。所以,四、二七大遊行時,看到徒手的武警,學生們就打出“血濺中華”的橫幅;絕食的時候,說是“要以鮮血和生命來喚醒民眾”;而新華門前有同學被武警強行拖離時被玻璃劃傷,血流滿面,那更是不得了了不得的“流血事件”了。 (64memo.com-1989)

  其實,就在蘆檢引用的柴玲談話中,一開頭柴玲說了幾段話,就表明她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流血一詞的【同】(64memo中華富強 / 89)

  她說,四月十八號胡耀邦追悼會那天,被激怒的同學要沖大會堂。“我想要是沖進去的話,那天流血就要發生了,那時我再也不能忍耐,我就站出來了,那時我嗓子已經啞了,我流著淚喊,隔著那個警察的那條防線拿著話筒喊,我說,處理學生關係的那些官員們,我說,學生委托我們過來看一看,請你們出來聽聽同學們的要求和呼聲。沒有人理睬。……在最後的時候……我說,北大的同學拉起手來(不清)。北大同學趕快撤離天安門廣場。我想那時及時撤離,避免一場流血事件。” (Memoir Tiananmen/2004)

  這堥潀葩ㄗ魽妞y血”,其含義都不過與徒手的警察發生衝突,最壞情形是有人受傷,哪有開槍屠殺的含義?

  其實,就算是在戒嚴以後,學生和群眾還是普遍認為軍隊不會向人民開槍,最多象當時電視堭`見的南韓警察一樣,用催淚彈、橡皮子彈、大棒和警棍等等【同】,打人趕人抓人,若是有許多人受傷,就算“血流成河”了。 (六四檔案/89)

  事實上直到六三晚上,許多同學還相信軍隊不會實彈射擊。當時在紀念碑前絕食的侯德健回憶:“到兩點鐘的時候,學生還給我們軍大衣、棉軍大衣和塑膠頭盔。告訴我說:侯老師,你比較瘦,橡皮子彈跟木棍打你可能就不行了。給你個苗棉大爺套著吧。我們都以為是橡皮子彈。到兩點鐘,一直到兩點鐘過後,才從前面來的兩個醫生和兩個學生,才告訴我們前面開的是真槍是真子彈。” (Memoir Tiananmen´89)

  這些與柴玲在一起的人,直到六三晚上仍然不能預知軍隊竟然會真槍實彈地殺人,柴玲又有什麼超人魔力,可以提前一周預知?


六、自我犧牲,並非罪惡  

  也許有人要說,好,就算柴玲沒能預見軍隊開槍殺人,可是她預見到了清場可能會演變為流血衝突,至少會有很多人受傷。她為什麼不能用主動撤退來避免?這說明她在道德上仍然屬於不負責任。

  從直覺上,我覺得不能無條件同意這種說法。因為,假如此說能夠成立,則幾乎所有的公民不服從運動,都可能變成道德上不負責任的行為了【同】。六十年代,由馬丁•路德•金領導的黑人民權運動,在美國南方有種族隔離制度的城市舉行的示威抗議,很少沒遭到警察警棍、警犬和高壓水龍頭伺候的,有人受傷是常事,甚至還發生過示威者被警察打死的事件。其中伯明翰市可算是最突出的了。 (六四檔案´89)

  這個城市的警察局長布爾•康納,是個強硬的種族隔離主義者,每次都使用強力手段對付要求民權的黑人示威者。最讓美國人震驚的一次是1963年5月3日,他下令用高壓水龍頭,將一千名示威的孩子沖得鬼哭狼嚎,連衣服被水的力量擊成了碎片,接著又放出了惡狗,撲向想逃跑的孩子,狂吼猛咬。當這些場面被記錄下來,出現在電視上時,美國人驚呆了。

  但是馬丁•路德•金並不因暴行而屈服。他說:“我們將較量一下究竟是你們白人施加痛苦的能力強,還是我們黑人承受痛苦的能力強。” 明知警察會使用暴力,他仍然堅持組織示威。

  接著就發生了5月5日那奇特並且凸顯出人性高貴的一幕。

  “黑人牧師們帶領著群眾向伯明翰監獄進發,邊走邊唱著贊美詩,最終走到了警察封鎖線前。人群全都靜靜地停下,跪在地上祈禱了一會。然後他們繼續前進。

  康納就在那兒。‘舉起水龍頭,’他吼叫著。‘他媽的,舉起水龍頭。’但警察和消防隊員一動也沒動。他們看著面前一張張鎮靜的臉,無法對這些無辜、善良的人濫施暴力。

  警察向後退去,給示威者們讓出了道路。

  康納震驚而又無力地站在那兒。他的部隊拋棄了他。”

  假如馬丁•路德•金因為警察會濫施暴力而放棄示威,美國的民權運動就不會有任何成果【同】(64memo.com/2004)

  這個例子表明,對於公民不服從運動而言,一定程度上的暴力是可以預期並且承受的。面對暴力的時候,期望以自己的犧牲、忍受和流血,喚起更多人的正義感,並非罪惡。

  當然,這堣斯M有一個行動是否明智的問題。假如犧牲、忍受和流血產生不了成果,這樣做就可能極不明智,雖然它在道德上並無過錯。然而,人不是神仙,事先判斷犧牲是否有效,是個極為艱難的抉擇,特別是當它牽扯到人們的道德感和正義感的時。

  簡單總結一下,就六四時的情形而言,假如事先能夠預知後來那種毫無人性的大屠殺,則撤退就是唯一在道德上負責任的選擇;然而,假如預見到的僅僅只是一定程度內的暴力,則撤與不撤,非關道德,更惶論什麼刑事責任了【同】(64memo.com - 89)


七、她何曾打算以人盾來保衛自己?  

  “柴玲企圖以市民群眾作為人盾來保衛自己”!這是大檢察官所作出的最嚴重指控,也是他提出“過失殺人罪”的最重要基礎之一。而檢察官用來證明其指控的幾乎全部根據,仍然是柴玲那個錄影談話。

  在這個談話中,柴玲一方面希望同學們一定要堅守廣場這個陣地不撤,另一方面又表達了她對政府秋後算帳與個人迫害極不甘心的心情。檢察官據此認定,柴玲率領學生堅守天安門,乃是企圖用所謂的“感情敲詐”去激發市民俠義心腸,促其保衛學生,目的在於使得自己不被政府輕而易舉地抓起來。然而,只要了解一下這個錄影講話的背景,檢察官的指控就不攻自破【同】。根據錄影帶製作人金培力的記錄,柴玲製作這個錄影的時候,已經跟他說明,她決心辭去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一職,脫離天安門廣場萬人圍護,只身前往南方推動聯省自治。而且,柴玲在帶子中明確表示,她本人並不打算留在廣場上。 (64memo.com - 1989)

  既然柴玲都已經打算離開天安門了,保衛天安門與她個人是否被抓,兩者之間根本就已經沒有了直接關係。這樣,大檢察官所認定的那個“以人盾保衛自己”的動機,就一下子就全部落空,變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完全無法成立。

  在當時情形下,柴玲計劃中的南方之行,旨在策動南方省市與中央分裂對立,所圖極為嚴重,這顯然是任何執政者都無法容忍的死罪,其危險萬狀,不難想見。考慮到隨時可能被捕被殺的前景,她製作了這盤錄影,打算著這可能是她留下的“最後幾句話”了。這盤錄影帶,等於是赴難前的遺言【同】。當我們了解這點,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柴玲會在其中反覆地盡情地表達她對生的留戀,反覆地盡情地表達她強烈的求生願望與求生意志,反覆地盡情地表達她對政府迫害的不甘心。也許正因為她毫不懷疑自己此舉在道德上的高尚與無懈可擊,所以才絲毫未曾修飾自己的話語,絲毫未曾顧忌她的話可能對一個不了解內情的人造成怎樣的誤解,以致多年以後,很容易就把其中幾段話拼起來,給她加上“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的難聽罪名【同】(64memo.com / 89)


八、還她一個公道  

  當年我初看記錄片《天安門》的時候,也為其中裁剪拼接起來的幾段柴玲談話所震驚,繼而氣憤異常:“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怎麼柴玲竟是這樣的無恥小人?!

  帶著這樣的成見再去讀柴玲的談話記錄,就很容易忽視她多處表示的要“用我的鮮血來喚醒民眾”、“願意做第一個死的人”等等話語,只把注意力放在她一再強調表達的求生願望上面,就很容易得出與蘆檢相似的結論。試想,假如柴玲當年喪生於屠刀之下,今天我們再來聽這個帶子中帶著哭腔、半是絕望的聲音,聽她敘述對生的渴望,“我們不是為死而戰,而是為了生而戰”;聽她說,“我很喜歡這一種安詳的,有一些baby,有一些小動物的那種……平靜、安詳的生活”;聽她說,“如果是在大家舍生忘死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中,我坐一邊,不去衝鋒陷陣……一旦這個權利到來的時候,我說,給我拿來吧,不要少了我的一份,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很慚愧。我做不出這種事情來……”;等等等等,恐怕我們就是另一番感受,就得不出蘆檢那樣的結論來了吧? (六四檔案/2004)

  這就是偏見──先入之見──的力量【同】(64memo.com´89)

  偏見,使得我們看不見那些顯而易見,然而與我們成見相反的事實,只看見我們願意看到的幾個微小細節,並且用牽強附會的針線,縫織出一幅與事實相去九萬八千里的面目全非的圖景。

  像我們這樣一度受偏見左右的人,其實不少。

  六年以前,《九十年代》上一位專欄作者,在看過《天安門》以後,撰文痛斥柴玲,罵她“野心顯然不小……她想以別人的血來成全自己”,譴責她“暗藏心底的‘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的‘民運’哲學”。文章並且呼籲:“我們有權知道自己的同胞因何而死”。 (六四檔案-2004)

  然而三個個月以後,當這位作者終於有機會平心靜氣地聽完柴玲完整錄音之後,發現自己大錯而特錯,於是趕緊特意在《明報》再撰一文,標題就是:──《讓歷史還她一個清白》! (六四檔案´89)

  我不相信我們能夠書寫歷史,那是後人的事。我只希望在這個虛擬法庭上,各位尊敬的陪審員都儘量拋開自己的成見,以不偏不倚的公平心審視事實,作出判斷,還她一個公道。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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