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標準化”的一個實例──解讀《戒嚴一日》的篩選
陳小雅
2003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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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一、“精選本”不見了“大井事件”
  ﹒二、“大井事件”的幾種記憶與《八九民運史》的“懸疑”
  ﹒三、官方欲“淘汰”記憶中的什麼?
  ﹒四、極權主義探祕──關於“人腦工程”


◇◆◇ 記憶“標準化”的一個實例 ◇◆◇

──解讀《戒嚴一日》的篩選

陳小雅


  當“六四”過去十多年以後,許多人仍然相信,它一定還有許多“血腥”的真相被掩藏;而“真相”能夠面世的那一天,一定還有像“奧斯維辛集中營”與“古拉格群島”一樣的“驚天慘劇”曝光於天下;那時,將會有一輪象“土改”、“文革”以及粉碎“四人幫”之後的新的“控訴”與“清算”浪潮興起……這種預設的存在,不是沒有來由的。因為這種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極權制度下官方的“新聞不說真話”、沒有真正的民間報紙、沒有獨立的學者,以及官方出版物歷來根據“黨的精神”塑造歷史的產物。讀者面前的這個案例,可以再次證明,八九民運的“歷史面貌”是怎樣地被“修訂”的。不過,它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簡單……。 (64memo中華富強/2004)


一、“精選本”不見了“大井事件”  

  研究“八九─六四”問題的人,都知道關於軍隊的記錄中,《戒嚴一日》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歷史資料,而且,這本書有兩個版本。1989年11月出版的上、下集是第一個版本(以下簡稱“89版”),出版後一個月即被收回;以後又出了一個“精選本”,即今流傳於世的《戒嚴一日》。所以,那本上、下集的“漏網之魚”,如今已被研究界視為“珍本”。 (六四檔案-2004)

  “89版”為什麼被突然收回?對比“89版”和“精選本”的資料處理,繞開那些有可能被當作“軍事機密”的問題,本身就是一個絕好的研究題目。在對比這兩個版本的過程中,筆者發現有“圈點”價值的第一宗案例,便是1989年5月20日至22日發生在北京市豐臺區大井路段的流血事件,即“大井事件”。

  該事件是北京市民和學生“反戒嚴”活動開展以來的第一樁流血事件,所以,也曾引人注目地見諸海內外的報導和史書。《戒嚴一日》89版原也有一篇詳細記述這一事件的個人觀感,而在該書的“精選本”中,這篇文章名列被刪除的“第一”。這篇文章的題目赫然便是《戒嚴中的第一次流血》。(見《戒嚴一日》上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32─37頁)該文的作者任斌是一位中尉幹事,雖然該文與其它文章一樣,是應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的“徵文活動”而作,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受到作者所在部隊政工人員審查通過,並付有“介紹信”,才能被採用的。正因為如此,該文與所有被“精選本”“淘汰”的文章一樣,肯定是在事後,被認為與某種“主題思想”相悖,才“名落孫山”。 (64memo.com - 1989)

  那麼,它的“問題”究竟出在哪堙H只有對比關於“大井事件”的相關記錄,我們才能得其要領。


二、“大井事件”的幾種記憶與《八九民運史》的“懸疑”  

  筆者手頭握有的“大井事件”歷史記載,共有五種“官方”材料和兩種民間材料。另有數種“網上材料”。其中五種官方材料:

  (1)國防大學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癲狂的蛇年之夏》(見第176─177頁);
  (2)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驚心動魄的56天》(見159頁);(3)北京日報出版社1989年7月版《1989年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見第104頁);
  (4)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11月版《戒嚴一日》(見上集,第32─37頁);
  (5)明鏡出版社《中國“六四”真相》(第620頁);

  兩種民間材料:

  (1)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1989年5月20日晚刻印的傳單,題為《共和國歷史上最悲壯的一頁》;
  (2)北京大學1989年5月22日打字印刷的傳單,題為《永定橋下:學生和防暴警察衝突真相》;

  請朋友從網上搜得的材料還有:

  (1)1989年5月25日臺灣《聯合報》的報導《北京市府發佈新聞指出:2月22日軍民衝突事件,係一身份不明者挑起》;
  (2)香港中文出版社1991年10月版《八九中國民運資料集》;
  (3)北京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共青團北京市委編《70天大事記》(4)題為《八九年的“5•20”慘案》的傳單影印件

  此外,筆者已見到題目,尚未睹內容的香港中文大學服務中心館藏《中國民運剪報目錄專輯》中,有四條相關報導:

  (1)1989年5月21日香港《新報》綜合外電自北京發回的報導,題為《血肉長城擋軍隊,數度衝突60人傷》
  (2)1989年5月23日《華僑日報》北京報導,題《軍民衝突45傷,十餘歲兒童命堪虞》
  (3)1989年5月24日《華僑日報》北京訊,題《戒嚴部隊始終未進入北京市,部分軍隊宣佈撤退民眾鼓掌》
  (4)1989年5月24日香港《文匯報》北京電,題《被阻截數天未能進城,戒嚴部隊奉命後撤》

  從已知內容的11種材料,我們可知“大井事件”的大致輪廓是:解放軍某部隊接到戒嚴令後,立即從駐地開拔,5月19日晚,大約200輛軍車(一說是150輛)在豐臺大井路段被阻。當晚,軍隊試圖強行突進時,開道的防暴警察打傷若干學生、市民(有說40─200人不等)。以後,軍隊接到命令,暫停進城,防暴隊離開。該軍隊在當地被困三天三夜後,在5月22日接到後撤命令,與學生達成協議,向豐臺西倉庫轉移。在轉移過程中,軍隊遭到包圍群眾的襲擊。有百余名(有說60─116人不等)軍人受傷,11名學生受傷,12─13名群眾受傷。有十名嫌疑人被捕,其中無一學生。 (64memo中華富強 - 2004)

  綜合所有記載,我們可以發現三個問題:

  其一,所謂“大井事件”是由“兩輪”衝突構成的。第一輪衝突中,學生受損失慘重;第二輪衝突中,軍隊受損失慘重。

  其二,官方的記載中(包括張良的《六四真相》),隻字未提5月20日的“第一輪”流血衝突。這次衝突,除當時的傳言外,後人只能從兩份學生傳單和香港《新報》5月21日綜合外電所作的報導中看出。其中網上資料中所謂《八九年的“5•20”慘案》的傳單影印件,顯然是一篇模仿上述“二外”傳單,即《共和國歷史上最悲壯的一頁》的“仿造品”,不能作為直接證據,但它具有某種“旁證”作用,本文下面還會提到。 (64memo.com-89)

  那麼,這兩份傳單──也就是僅存的“第一手資料”──是否足以支撐這“第一輪”流血作為歷史記憶保存下來呢?依筆者的經驗是足夠的。因為它的敘述詳盡,提供的時間、地點、人物(有名有姓有單位)均是可以求證的。此外,文中不說學生阻撓軍隊,而說軍隊“衝擊學生隊伍”,從新聞的視角看,它顯然缺少“公正性”,但恰巧是因為這一點,可以證明它並非出自“旁觀者”的偽造,作者自身的角色、立場是真實的;更重要的是,其中那份刻印傳單充滿著錯別字──顯見是學生在萬分激動的心情下寫就的。 (64memo.com´89)

  可以質疑的是一些細節問題。如那份刻印的“二外”傳單中說:“有位女生抱著一個胖大的警察喊道:‘我們同出一族,為何如此殘忍,下此毒手!’但回答她的是一陣警棍!”──這埵酗@個口語與書面語言的轉換問題,可見不是當事人原話,其情節便可以存疑;另外,它說到戰鬥情形時,說警察三四人、五六人“圍打”一人,並且“追打”群眾,軍車“碾過”警察開出的血路……似乎圍堵已被突破,但為什麼突破後的軍隊沒有順勢進城,警察反而“灰溜溜走掉”(見北大傳單),用這兩張傳單“互證”,其缺陷便可見端倪了。 (64檔案´89)

  其三,在學生方面,則沒有關於5月22日軍隊撤退受打擊的報導。除《戒嚴一日》中任斌的“第一手”資料外,所有記載,包括外電和《六四真相》,均與新華社報導口徑與內容一致。

  以上三點,說明了一個問題,對峙的雙方都在隱瞞對方的“犧牲”。由於這一問題的存在,筆者在1994年寫作《八九民運史》時,尚不能斷定“大井事件”存在著“兩次流血”。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筆者僅有的證明5•20事件的兩份傳單中,“二外”刻印件所標時間是1985年5月20日,這樣,就只有北大傳單指出了“1989年5月20日”發生了流血這件事,而眾所週知,僅憑“孤證”,是不能“立案”的。於是便發生了政府和學生雙方所說是“同一件事的兩個側面”這種懷疑,──即不存在“5•20”與“5•22”事情的差別,換言之,在整個“大井事件”中,沒有“第一輪”衝突和“第二輪”衝突之別。但是,筆者也注意到,學生所說的5•20“施暴者”是頭戴鋼盔、手持電警棍的防暴警察,而5•22記載的衝突發生在布衣軍隊與“身份不明”的人之間。為求證此事,筆者當年曾把“刻印傳單”原件交梁曉燕女士代為查證,她也接受了這個托請,但9年過去未得回音。殺青之時,筆者沒有獲得更多的資料支撐,所以,只能把這作為一條“懸疑”留給注解,存於書中。(見陳小雅《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臺灣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6年6月初版,407頁,注﹝12﹞)。如今,港報和上述網上的“仿造品”(恰恰是這份“仿造品”修正了“二外”傳單上的明顯的時間錯誤),使之可與北大傳單“互證”,這樣,“大井事件”的“結構”便可以相對成立了。 (64memo反貪倡廉/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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