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傳》
杜林著/楊鳴鏑譯
2002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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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歐和蘇聯局勢的動盪撩動了中南海紅牆內人們的情緒。九○年到九一年這段時間,中國高層政治開始暗波湧動,盪出急促緊張的漣漪。鄧小平當初甄選江澤民,是覺得他沒有明顯的派係根基,還告誡其他高級領導人不要乘人之弱,不要不服氣。可一旦到了現實世界,就全憑江澤民自己奮鬥了,在黨內穩住地位和樹立威信需要時間和精力,特別是,這意味著要超越總理李鵬盤踞日久的影響。 (64memo祖國萬歲´89)

  江澤民和黨內各派系之間的蜜月期僅僅維持了不到一年,到九○年中期,有跡象表明,李鵬開始悄然執掌經濟政策,企圖搶唱新來[大哥]的戲。他在九○年三月人大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辯論說,經濟增長應該[持續、穩步和協調發展],並以此為口號,取代指導黨內經濟方針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98)當時李鵬正在和保守的副總理姚依林共同起草第八個五年計劃(一九九一─一九九五年),雖然姚依林於八九年底不再擔任國家計委主任一職,但在國務院內依然具有不少影響力。李姚二人將九○年的經濟增長指標定得很低,只有百分之五,並設定整個十年的增長率為百分之五點八。 (Memoir Tiananmen / 2004)

  鄧小平感覺到李鵬制定經濟政策的行動會孤立江澤民,便在四月出來講話說:[現在一把手和二把手之間的團結非常重要,我們不應該留有漏洞,讓別人乘虛而入。](99)

  同時,江澤民在黨內決策層努力穩住陣腳,突出自己的顯著地位。他在七月初宣佈,為了節約開支,取消本年度北戴河的消暑活動。從某種程度上講,北戴河海濱避暑勝地象徵中國高層政治的集團性和神祕性,政治局於八九年底即內部決定停止北戴河避暑,(100)旨在消除人們對高層的奢華印象。(101)但江澤民此番公開宣佈這一決定,目的似乎是減弱整個集體決策系統的作用,因為他漸漸發現,這一決策集團給了他更多的威脅,而不是安慰。 (Memoir Tiananmen´89)

  元老們的會議依然如故地召開,黨政年輕幹部被拒之門外,國家副主席王震七、八月間在北京和北戴河之間來來往往了八次。(102)鄧小平在北戴河元老會議中告誡他們,不要搞[許多小圈子],(103)比如王震即被指稱企圖尋求保守派老人的支持,抬高李鵬地位。[小圈子]的爭論於七月中旬公開化,王震在一次會見外國客人時評論說,[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人,已經選擇了[由江澤民、李鵬和其他人組成]的第三代領導人。(104)這是驚人之語,次日刊登在《人民日報》頭版。王震沒有說江澤民為唯一[核心]的第三代,並不是無意疏忽,這位元老爭辯說,江澤民缺乏經驗,一直不贊成鄧小平提拔江澤民,讓後者形成後天安門時期的獨尊天下局面,王震可以說是鄧小平樹立江澤民這個接班人計劃的最響亮的批評者。由此可見,江澤民的地位並不是十分牢固。 (Memoir Tiananmen´89)

  八月中旬,鄧小平召集江澤民、姚依林、谷牧(八十年代初江澤民在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的上級)到他的北戴河別墅商討五年計劃。會談開始前,他向江澤民擔保,在該計劃實施過程中,繼續阻攔多事老人們的干預,消除後者顧慮。鄧小平說:[我已經告訴他們不要在改革的每一個轉彎處都阻擋,中央委員會沒有給他們上方寶劍,一切都必須遵照現任領導班子的政策。](105) (64檔案´89)

  數星期之後,鄧小平又申斥黨內元老─可能包括陳雲和王震─在黨內從事[祕密勾當]。這些老人們叫囂著提議一系列黨的新路線,可能在第七次中央全會上獲得通過,鄧小平對他們進行如下規勸:

  你們應該帶頭,多向江澤民請示,小心不要露面太多或者干預太多。第三代領導們做得很好,快速扭轉了局面,比我想像得要快。因此你們只有一項責任:全面支持和服從以江澤民為中心的政治局領導。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商量的餘地。(106)

  鄧小平贊同江澤民,又告誡那些自行其是者不要擋道,這說明這位退了休的元老仍舊在發揮重要作用。他甚至安排江澤民主持八月底亞運會的開幕儀式,放棄了原先自己出席的計劃。江澤民在天安門廣場高舉火炬宣佈亞運會開幕,對於這個具有像徵意義的大場面,那些反對者們絕不會視而不見。

  九○年四月,中央宣佈在上海黃浦江東岸浦東地區設立經濟特區,鄧小平也不失時機地再助一臂之力。(107)當時雖然江澤民沒有直接主管經濟特區的設立,但鄧小平明確表態,江澤民代表中央政府全面負責,李鵬只是第二位。這位老人告訴上海的幹部說:[困難會出現,不同意見會出現,問題也會出現,你們可以去找你們的老書記﹝江澤民﹞,你們也可以找國務院。](108) (64memo.com/2004)

  鄧小平就像江澤民嚓嚓作響的火車頭前面的排障器。李鵬最終失利,被自己制定的經濟政策絆住了腳,九○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只有百分之一點六,人們已經沒有情緒再聽那些保守的言論了。在九月中旬舉行的五年計劃起草會議上,李鵬和姚依林爭辯說,經濟已經走出低谷,其實他們說的沒有錯,春季時放鬆信貸的政策帶動了工業增長,農業豐收創紀錄,又增加了農村收入,這一年的經濟增長率將上彈到百分之五。可是省市地方幹部認為,他們在未來的計劃實施時,需要更大的自主權發展地方經濟。這次會議成為多年來全國經濟會議中爭吵最兇的一次,一份報導說:[會議沒有達成一致意見,不歡而散。](109) (64memo祖國萬歲/89)

  江澤民依仗鄧小平這張擋箭牌,堵住了元老們的抱怨,自己和攻擊李鵬經濟遲緩政策這件事也無太大牽連,似乎順利度過了這段時期,這應當是他作為核心領導以來,所遇到的最大威脅。而他也具有政治上的精明,處處保持耐心,平衡雙方利益。鄧小平在七月視察亞運會設施以後,直到十二月才再次公開露面,這次缺席比天安門事件後三個月的隱蔽時間更長,明確顯示出鄧小平對江澤民具有信心。但無論這位元老如何努力退出政壇,享受退休生活,他依舊是中國的最高政治領袖。 (64memo.com / 89)

  九○年十二月中共召開的中央全會上,與會者為遠期和近期經濟政策爭辯得不可開交,會議原本預計開十天,但到第六天,便因異議太多而無法進行下去,香港《廣角鏡》說,這是[江澤民上任以來開得最熱烈的中央全會]。(110)會議的焦點是解決國內經濟增長緩慢的問題,雖然經濟增長率略有抬頭,但李鵬的信譽因此受傷不淺。中央全會還討論了長遠目標,即五年計劃和十年經濟藍圖的設計。鄧小平否決了最早的計劃草案,認為草案沒有提及堅持改革開放的政策,並且過分強調重建國家計劃經濟。(111) (64memo.com´89)

  在所有問題上,開明的經濟學派人士和思想強硬派展開對峙,互不相讓。(112)全會召開前夜,鄧小平向江澤民面授機宜,傳達他對這場如火如荼的辯論的看法。(113)鄧小平告訴他的這位徒弟說,應該向全會擺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區別,他說:[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114)如果鄧小平希望避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批評,那麼丟掉計劃為主的社會主義這一定義是關鍵,他創設的新定義描述了公有制和具有共同富裕目標的社會主義。鄧小平說,市場經濟在中國社會主義體制中也可以發揮作用,[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市場經濟,我們就只能落後。]鄧小平並委托江澤民向全會傳達展現他思想現實的[新貓理論],他曾經在六十年代初期便引用這句四川俗語:[不管黑貓還是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115)然而,新貓理論卻沒能站穩腳跟。全會公報強調鄧小平八十年代的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但也聲稱中共需要做更好的[宏觀調控]。九十年代經濟增長的指標僅僅設定在百分之六,和八十年代確立的百分之九相比,大幅度削減,而且經濟增長,用李鵬的話說是在[持久、穩步和協調]的條件下進行。在中國高層這個神祕的政治王國堙A經濟實際增長率是否高過計劃指標無關痛痒:制定低指標表現策劃者在政府決策上具有發言權,因而也具有意義深遠的影響力。 (64memo.com - 1989)

  鄧小平因為沒有獲得支持而頗感惱怒,他於九一年二月啟程赴上海小住。除夕夜晚,他與楊尚昆、李先念在電視上露面,神彩活潑,他向全國講話說:[腳步堅定是不夠的,必須要向前走。](116)這句話的矛頭直接指向李鵬。

  鄧小平在上海期間,安排上海市委宣傳部成員,為當地《解放日報》撰寫一系列社論,鼓吹加速改革的路線。他說:[﹝在北京﹞沒人聽我的,我只有在上海發表我的文章。](117)[皇甫平](筆名,音似[來自上海的評論])的文章,由《解放日報》黨組書記兼副總編周瑞金執筆(周後來轉任《人民日報》駐上海社長),在三、四月間分三次刊出。文章措辭尖銳,嚴厲申斥堅持計劃和市場相互排斥觀點的落伍者,並呼籲放鬆對外國投資的控制。 (64memo祖國萬歲-2004)

  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前,也曾經動用上海報紙來攻擊北京的頑固派,[皇甫平]的文章引得中宣部副部長徐惟誠抱怨說:[他們的伎倆過時了],(118)徐惟誠當即責令《人民日報》於四月下旬轉載題為[為什麼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篇雜誌文章。(119)中國報紙暴露高層黨內爭鬥,引起中共理論界的關注,理論界的何新致信中央委員會,評論這場公開論戰說:[這些﹝事情﹞不應該公開化,這畢竟只是關於快速增長還是緩慢增長的辯論,不是反對自由化的生死鬥爭。](120) (64memo.com/89)

  但公開爭辯引發了重要變化,鄧小平最終佔了上風。他通過上海媒體呼籲經濟搞活的政策,得到了許多地方領導的支持,其中就有朱熔基,他在《人民日報》社長高狄兩次祕訪上海調查論戰經緯之際,便公開支持[皇甫平]的文章。(121)九一年四月,鄧小平安排朱熔基升遷北京,做了副總理。

  老同事來北京重續往昔,江澤民自然高興,這也算是一個快樂的重聚。雖然江朱二人之間並沒有顯露出特別的親熱,但有朱熔基在國務院和李鵬抗衡,只會加強江澤民穩固[核心領袖]地位的決心。另外,提升朱熔基也使得江澤民繼續鼓動加快經濟步伐的任務,更容易實現。江澤民在四川對部隊官兵說:[如果我們不加速經濟改革,我們在世界上就沒有發言權,像一句老話所說,財大才能氣粗。](122)中國經濟增長率從九○年的百分之五提升到九一年的百分之八,這一事實足以說明,鄧小平贏了這場政治遊戲。 (64memo中華富強´89)

  一九九一年,在有關經濟政策[兩種路線的鬥爭]中,人們幾乎沒有察覺一種新學派思想正在悄悄展露頭角,即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思想和陳雲的反西方意識形態觀點的結合,這便是江澤民開闢的中間路線。江澤民在堅定不移地維護鄧小平經濟政策的同時,也小心謹慎地反對西化和趙紫陽式的政治改革。在四月的一次中共集會上,江澤民總結了一段話,後來成為其統治中國的理論指導思想:[經濟發展和思想統一並不是相互矛盾的。我們必須堅持改革和開放,同時也必須堅決抵制腐朽的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123) (64memo.com / 2004)

  東歐共產主義連連敗退,導致中國展開政治改革的辯論。九一年八月,蘇聯共產黨保守派政變失敗後,這場辯論又死灰復燃,雖然戈爾巴喬夫數天內便重新上臺,但政變突顯蘇聯共產黨國家的脆弱無力,給在類似系統下運作的北京政權帶來很大的衝擊。江澤民縮短青海之行,於蘇聯政變當天回到北京。

  鄧小平在內部談話中,對蘇聯驟變的影響輕描淡寫。他說,一九五六年匈牙利暴動在世界共產黨國家引起普遍恐慌,中國當時就有些反應過度了,這次蘇聯變革也存在同樣的危險。(124)

  但在這件事上,鄧小平是孤立的,甚至連江澤民也不接受這位元老對莫斯科未遂政變的冷靜態度。江澤民在十月對《華盛頓時報》(The Washington Times)說:[許多因素導致蘇聯失敗,但不能說社會主義是其中的一種因素。]江澤民堅信,前蘇聯的失敗是因為它[沒有正確處理不同種族的關係],而且這個國家應該更優先考慮經濟改革。(125)

  九一年下半年,江澤民宣講政治控制和經濟自由相結合的哲學,被不少人稱為[新權威主義],根據其他迅猛發展的亞洲國家經驗,該理論認為,為了確保迅速和持久的經濟增長,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對個人自由的限制是有必要的。國家對媒體和政治活動的控制,以及無情但有效的內部保安力量,成為新權威主義國家的工具。在這樣的國家中,公民可以自由自在地經商,但必須在政治上絕對順從:既是企業的主人又是國家的服務員。江澤民和一些人對這個新政治哲學的利用,已經遠離鄧小平一門心思地關注經濟增長的政策,但此時的江澤民堅信,放鬆控制便有導致災難的危險。雖然他在九○到九一年的經濟政策論戰中,堅定不移地站在鄧小平一邊,但他比鄧更關注防患於未然,堵住任何對中國共產黨權力產生威脅的漏洞。他不會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64memo.com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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