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大變化(2) △ 中銀爆發擠兌???三天內提走百七十億港幣
悼六四死難者???黃文放率新華社員工祭靈
「六四」北京開槍後，香港市民一直處在激憤之中，不少市民以罷工、罷課、罷市，哀悼北京死難同胞。股市下跌一千點，市值損失二千億港幣﹔地產物業的市值至少也下跌二千億港幣。也就是說，僅是股市和地產，巳損失了近四千億港幣。
市民在政治上的義憤無處發泄，就涌向中國銀行擠兌，三天之內提走一百七十億港幣，來勢異常猛烈。在六十、七十年代，香港大學一批青年學生，擁護毛澤東思想，熱愛社會主義祖國，被稱為國粹派。現在，這批青年多巳成為香港社會的精英，有的在外國銀行香港分行任總裁、經理，有的任職一些大公司的主管。六四之後，他們中一些人聚會，多數人憤慨地主張，乘擠兌中國銀行之機，把中國銀行搞垮。這說明什麼呢？一度他們是香港最愛國、最熱愛中國共產黨的青年，竟然發生了這樣激烈的變化！ (64memo.com´89)
當然，擠兌風潮對香港金融有破壞作用，受損害的，最終還是香港市民。工委經過討論，由中國銀行向港英政府和匯丰銀行緊急交涉。他們同意支持，由香港政府發表聲明，匯丰也准備調集一些資金支援。當然，中國銀行主要還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調度，大陸總行也調來資金支援，盡快平息了擠兌風潮。
六四後，香港移民又起高潮，外國領事館外大排長龍申請移民，不少內地的外派干部拿到香港身分的，也打算移民，公開在領事館外排隊等候。中國駐外使館人員外逃的消息，也不時傳來。
香港的公司企業遷冊風潮又起。連一向表示不移民、不遷冊的李嘉誠，也改口聲稱，是否遷冊，由董事會決定。
六四之前，新華分社門庭若市，就是請愿游行期間，接觸面也很廣。「開槍」之後，一下子冷清下來。很多一向同中國關系較好的人士，都開始疏遠﹔連平時和中方關系密切的人士，也不見面了，他們也要同北京方面划清界限，保持距離。一些商人紛紛停止與國內的生意，甚至把辦事機構從內地撤回。
六四後，一些香港支持北京學運的團體，在新華分社大樓的對面設靈堂，祭悼六四死難者。行人經過，都參加吊唁致敬。鄭華很緊張地告訴我，黃文放帶頭搞了橫幅，准備率領社內一些干部和工作人員去靈堂祭靈。黃文放是對台工作部部長，前次部長們的簽名，也是他帶頭的。鄭華告訴我，他們對黃文放做工作，勸阻無效。鄭華要我出面再做做黃文放的工作，他去勸阻群眾。我簽應了。我把工委的意見告訴了黃文放，希望他不要帶頭，自己也不要參加祭悼活動。黃文放不置一詞，轉身依然率領香港本地員工，打著橫幅，走出新華社大門，在對面靈堂前做了祭悼活動。鄭華的勸阻工作，只在少數內地來的員工身上產生效果，他們沒有參加祭悼。 (六四檔案-2004)
四個月來，新華分社大樓，以及對街體育館的牆上，貼滿了各式各樣的大字報和漫畫。「六四」一個多月後，我們徵得港英政府同意，准備由新華分社員工自己動手洗刷乾淨。由於貼大字報所用的膠水，洗不掉，行政處就請中資機構下屬的清潔公司幫助清洗，當然也是要給錢的。但是「左派」機構的清潔公司知道清洗的是新華分社大樓驚壁上的大字報，堅決不肯接受。 (64memo中華富強 / 89)
圍棋國手聶衛平要去東南亞參加圍棋比賽，途經香港，與他同行的還有浙江省的撟牌隊。我邀請他們在新華分社赤柱招待所聚餐，約他們下什四點鐘就到，因為我也喜歡下圍棋，想藉機向聶衛平討教。聶衛平和其他人下午四點多就到了，撟牌隊的隊長需在九龍辦一點事，會晚一點來。我們一面談話，一面等他，一直等到晚上九點，他才到。問他為什麼這麼遲？他講，在九龍叫「的士」（出租汽車），的士司機聽到要去的地址是赤柱香港新華分社招待所，立即掉車而去，不肯載他，連叫四輛的士都如此。 (64memo.com/2004)
後來，他只好請一個過路人幫他叫車，只講地址，不講是新華分社的地方，這才找到一輛車載他前來。我和聶衛平聽後都十分震動，沒想到，連的士司機這樣的基本群眾，對我們都持這種態度。
六四後，為爭取港人恢復和中方的交往，了解北京新領導班子的政策，我積極徵求港方中國上層一些肯接近我們的人士，鼓勵他們訪問北京。包玉剛、李嘉誠同意去北京，但只見鄧小平。我同意為他們安排，包、李也先後見到鄧小平。他們回來後都和我聚會，談了會見情況。包玉剛談及鄧小平對英國政府持強硬對強硬的態度﹔李嘉誠則語焉不詳地表達了他的憂慮：「如鄧先生而言做下去，非港人之福。」我懂得他指的「鄧先生而言」，是和包玉剛講的同一內容。 (64memo.com - 1989)
其他先後有几批人也同意去北京，但條件是只見江澤民，不見李鵬。我也答應，做了安排。他們見到了江澤民。也有人同意見江也見李，但要求見李不公開，不發新聞。我同樣接受，做了安排。只有羅德丞沒有拒絕，他見了李鵬，做了公開報導。
大多數去北京訪問過的，不管見了誰，回港和我談及感想，都異口同聲說「北京領導人不了解香港情況」，表示很失望。有人甚至說，「他們（指會見的領導人）把香港當敵人看待。」我不便細問，也就很難對這些人做解釋。
後來李後給我打電話說，江澤民不愿意再單獨見什麼人，理由是如果他們不愿見李鵬，他一個人不方便單獨接見。這樣，約好的几批人士，便遲遲不能成行，又不便將江澤民的理由坦直回覆給他們，只好藉辭拖過去。我深感香港人心變化之大，而北京又不能也不想理解，今後香港工作實在難做了。 （頁一二五）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台北：聯經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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