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家屯《香港回憶錄》──第十四章 六四風雲
許家屯
1993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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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入核心之爭(2)  

        李鵬下達三條指示 照傳達但保留
        北京開槍共黨變了 下決心要退休

  五月廿二日,中央來電報,要我立即去北京。我估計是關於中央改組的事,即於廿三日到北京。在機場接我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神色徊異往常,很緊張。他告訴我,北京市的公安警察巳不能執行任務,市面上由工人、學生、居民沿途設卡,查詢行人車輛,遇到政府、軍隊車輛,隨時有被扣留的可能。因此,現在黨、政、軍、機關用車,車牌一律都換用一般市用車牌。我們從飛機場去住處,為免麻煩,須繞道而行。這位副主任還告訴我,中央已將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調來,來時為免麻煩,下飛後偽裝稱是醫生【近】。我問他,中央調江澤民來干什麼?他回答說:「不清楚」,只聽說已接管胡啟立主管的宣傳工作。我因趙紫陽沒有參加十九日的黨政軍干部會議,心里已有准備,也就不再詢問了。但我沒有想到,江澤民會任總書記。 (64memo中華富強´89)

  廿五日,楊尚昆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游泳池一間休息房里見我。

  當時,他們把北京市的情況估計得很嚴重,許多負責人都搬了家。楊尚昆、李鵬搬進了中南海,他們比鄰而居,一個住毛澤東的游泳池,一個住池旁毛澤東逝世時的住宅。在我等待他們召見時,我巳經知道,此行是屬於中央「打招呼」性質,全國不少省、市負責人大多已來過北京,我屬於最後几個人,至於打的什麼「招呼」,不用講,也已猜出八、九分了。

  楊尚昆沒有和我講到五月四日兩人談過的話題。一見面,就解釋:「常委決定,因為我和你及几個人熟悉(楊尚昆沒有講是那几個),要我出面談話。」又說:「經常委決定,趙紫陽巳停職。小平同志講,巳經沒有路可退了,才采取戒嚴,動用解放軍平息動亂。希望你理解,支持中央的決定。」 (64memo.com´89)

  我當時十分難受,一時講不出話來。半響才講:「動用解放軍,千萬不要流血啊!」楊尚昆當即表示:「不會的,不會的。」并說:「几位老帥,徐帥聶帥,也是這樣意見。他們也向中央提了這樣的意見。」又重復了一句:「不會的。」我便問:「誰當總書記?」楊尚昆回答:「還沒有決定。」隨即又補充說:「中央還沒有來得考慮。」我立即鄭重地向楊尚昆說:「不能讓李鵬當啊!」楊也肯定地回答:「不會的。」 (64memo反貪倡廉 - 2004)

  在這樣的問答過程中,我激動地流淚了。

  楊尚昆又問了一些香港支援北京學運,以及駐港中方機構的情況,特別關心中銀擠兌的情況。會見約二十分鐘後,他說還有事要處理,要我去見李鵬:「你去和他談談香港經濟方面的情況。」我想,是不是我剛才提過李鵬的意見,他讓我去見見李鵬,緩和我和李鵬的關系?

  我辭別楊尚昆即去見李鵬。李的秘書說李去國務院開會,要我坐一會,他通知李鵬馬上回來。我在會客室方坐下,李鵬的老婆朱琳出現,和我打招呼,說:「你們在香港辛苦了。」擺出一副大首長架式,我反感地苦笑以答。坐下後,朱琳立即夸耀起她的丈夫:「我家老李,堅持正氣,不怕人家反對,這陣子很不容易啊!」又說:「學生鬧得那麼凶,趙紫陽還去打他的高爾夫????。」嘮嘮叨叨,不可一世的氣慨。我百感交集,和她一句話也沒有說,沉默以對,她只好無趣而退。 (六四檔案 - 2004)

  李鵬一出現,還未坐下,便責問:「文匯、大公,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我直接回答:「這是受天安門影響。」沒有再作解答。他大概也有所感覺,當時也不好對我怎麼樣,轉而以緩和語氣詢問香港情況,我便敘述了香港市民激烈支援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情況。李鵬聽後,要我與港英政府交涉,讓港英政府出面,對運動進行限制。他又提出,要查明文匯、大公報事件,嚴肅處理。我當即向李鵬表示,「香港情況同內地不一樣,處理方法也有所不同。」又頂回去了。李鵬聽後,怏怏不快,再也沒有表示意見。我沒有再按照楊尚昆的要求,向他談香港的經濟情況,我只是再一次向他提了關於海南洋浦特區的開發問題。前文巳述,我這是受海南省書記許士杰之托,再一次希望說服李鵬能盡快批淮海南省委的報告,李鵬也重復了他按項目批土地的那一套,推托過去。這是我和李鵬最後一次單獨談話,話不投機,不足半小時,我就告辭了。 (64檔案 / 89)

  在北京宣布學生運動為動亂以後,姬鵬飛兩次讓秘書打電話給我,向我「建議」(他大概知道我對運動的傾向),處理香港有關學運的事務按李鵬決定的三條指示:一、北京的學生運動是一次動亂﹔二、對機關干部和工人要進行正面教育,不參加支持學生的街頭活動,一發現情況,就要嚴格說服和制止﹔三、要堅持工作,堅持生產。

  我們港澳工委討論後決定:李鵬三條照傳達,但是,如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的做法。與楊尚昆談話後,我回到香港,在工委會上傳達了楊尚昆的講話,并在機關重申了李鵬的三條意見。但大家并未因此對北京學生運動和香港群眾運動,改變看法。

  六月三日晚上十一點多鐘,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打電話告訴我:「北京開槍了!」因為他家就住在北京木樨地,那里是北京首先開槍的地點。

  從六月三日晚上起,三、四、五,連續三天三夜,我沒有睡覺,就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困了就躺在沙發上。這些時日來,我面前放了兩台電視機、一台收音機。電視每半小時播一次北京情況,電台每十五分鐘播一次北京新聞,實際上是連續二十四小時在播送北京的情況,以及香港和外界的反應。沒有言語能夠敘述我當時心情的矛盾和激憤。我想,共產黨變了,北京的那些所謂的共產黨人變了,他們怎麼能夠站到人民群眾的對立面去呢?我下決心要退休,不干了。我想,我在香港還有一個善後的問題,不能因我走,使香港一些機關干部受連累﹔另外,我想做些安排,以便退休前後,盡可能為香港的一國兩制做些實際的和研究的工作。我相信,某些共產黨員不行了,并不等於共產黨就垮了,將來共產主義還是會實現的。 (64memo祖國萬歲´89)

  中共中央宣布撤銷趙紫陽的職務,由江澤民繼任總書記之後,我立即請人帶給趙紫陽兩句話,一句是「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句是「保持身體健康」。帶信的人回覆我,趙聽了後講了兩個字:「謝謝!」我想,歷史上堅持真理的人,往往要受些委屈﹔但是,是非曲直,歷史終會還予他們公道,人民不會忘記他們,真理是不會被泯滅的。 (頁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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