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市民這一時期一改過去對政治漠不關心的積習，發起愛國運動，絕大多數從愛國、愛港、支持改革、要求國家進步、共產黨進步出發，參加面之廣，左、中、右各方都卷入，從大資本家以至普通市民如「的士」司機、小販都有。有几位中年大資本家親口告訴我，他參加了百萬人大游行，走了一段路程。李嘉誠在記者訪問時，公開表態支持學生愛國運動。有些大商場舉行了「義賣」，將收入或利潤捐出，支持天安門學生愛國活動。滿街的小商小販，也紛紛自動舉行同樣的「義賣」活動。那一段時候，香港的愛國洪流，席卷絕大多數香港人及香港每個角落，史所空前。 (64memo.com-2004)
新華社內和中資機構絕大多數工作員工，也無例外地，自動卷進這一洪流，成為運動中異常突出的一部份，在香港新華社和中資機構歷史上，也是空前的。
早在天安門學運開始不久，新華社內、中資機構內，即開始有人參加社會上支持北京愛國學運的活動﹔在新華社內，還出現簽名支持愛國學運的活動。
鄭華是負責黨務和組織工作的，他提議應予制止。工委討論時，我講：「不要叫制止，叫勸阻，假如勸阻不成，那就隨他去，不要強迫！」「部長、副部長以上的領導干部，無論如何要說服他們不要參加社會活動，不要去簽名。」
實際上，當時几乎全部部長、副部長都巳簽了名，聽到工委的決定後，大部分退出了簽名，還有少數几個人堅持不退，鄭華問我怎麼辦？我表示，不退就算了，不要強迫。
這時，新華分社一些干部，不僅去參加游行，而且把香港新華分社的旗幟打出去了，徐海寧還在跑馬場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講。對這些，我也囑咐，不要責備他們。我們還決定，左派群眾團體，左派工會可以去參加游行，可以打出旗號，領導人也可以公開出面參加游行或其他活動，我認為，在香港當前這樣規模的群眾愛國熱潮中，如果群眾團體領導人不參加，就會嚴重脫離群眾，群眾團體就可能瓦解，不瓦解也會大大削弱力量。主動參與，方能保持和群眾的聯系。後來，發展到游行中有人喊出打倒鄧、李、楊的口號，我們決定左派群眾團體不要喊這種口號，我們指出，這是過激行動。 (Memoir Tiananmen-2004)
對香港左派報紙文匯、大公報等，我們也采取同樣的方針，對他們的報導，沒有加以限制，只要求他們少發一些。
李鵬下令北京市戒嚴後，五月廿日，香港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告訴我，文匯報社同仁准備以社論開天窗的方式來反應，擬在兩個詞內擇一使用，一個是「痛心疾首」，另一個是「夫復何言」，張浚生考慮用「痛心疾首」，徵求我的意見。我知不可能阻擋，雖然這種處理方式，可能後果嚴重，我還是點點頭，表示同意，說：「你去處理吧。」明確地示意我贊成他的意見。 (64memo中華富強 / 2004)
第二天，「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在文匯報頭版社論欄出現，引起很大震動，北京很惱火，李鵬要港澳辦追查這件事，我要他們答覆北京：香港不同於內地，我們會妥善處理的。頂了回去。後來這件事發展成一次不小的風波，我將在後文再敘述。
從我個人情緒講，看到香港市民群眾這樣熱情地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看到香港空前規模的游行、集會、募捐義賣活動，心情十分復雜。五月廿日以後，香港受台風侵襲，挂八號風球，狂風暴雨中，香港各界人士仍在新華分社門口，通宵達旦地徹夜靜坐，請愿唱歌。我在十二層樓上的臥室，看著下面風雨交加，歌聲、口號不斷，心中百感交集。共產黨是靠群眾運動起家的，以前，為了人民的利益，領導他們反對國民黨統治﹔現在，反過來了，群眾向共產黨示威、提要求，共產黨不僅不能滿足他們，還要鎮壓他們。面對這個我無能為力的場景，我無法入眠，看著樓下群眾在風雨交加下，不顧一切席地而坐，聽著他們悲憤的歌聲和呼號，我眼淚止不住地直流。 （頁一二零） (六四檔案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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