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洪﹕地地道道的「六四無名英雄」封從德
讓我們把眼光從那些「英雄」、「領袖」們身上挪開，重新來認識「六四」的精神。
阿洪這個名字不是真名，他地地道道是一個「無名英雄」。
一、「是你的朋友我就幫」 △ 六四屠殺後，柴玲與我在國內的逃亡將近十個月，靠的全是一群萍水相逢的義氣朋友。其中一位與阿洪情義深重，可謂兩肋插刀的知交，他知道阿洪有條件合法出入香港，便去找他：
──能不能幫個忙？幫兩個朋友偷渡去香港。
──是你的朋友，我就幫。究竟怎麼回事？
──六四的人。
──行，你的朋友一定幫，更何況因為六四。給我些時間，想好辦法就去找你，也叫那兩位朋友準備好隨時動身。
接下來的幾個月，阿洪不知探問了多少條路。自然也想過花錢走「黑道」，但他一打聽，每人二十萬，也就只好作罷。屢試不中，腦汁絞盡，終於，摸索出一條自認有把握的路。
我們是在最後階段才給交到阿洪手中的，此前他全然不知要搭救的究竟是誰，這種單線聯絡的方式，全然模仿當年中共的地下活動。唯一的差別，是阿洪的行為，憑的不是甚麼主義理念，完全是朋友間的義氣。一見到阿洪，我便感到其為人的沉著與穩重，雖萍水相逢初相識，心也踏實極了，整個行動中，一點也沒覺得心跳。
阿洪個兒不算高，卻很壯。年齡與我相若，練洪家拳卻已二十個年頭了。因為練拳的關係，兩眼炯炯有神，渾身剛健有力，壯實得如一頭小熊。中國武術防身健體，講武更講德，武功離不開武德，武中常帶文氣。阿洪受其薰染，為人極謙讓，後來甚至發現，有些話題還能令他臉紅害羞。不知就裏的人，還以為他文弱可欺呢。
當時阿洪也不多話，沉著幹練，動作敏捷麻利，很快將我們藏進一個極隱蔽的地方，看來，事先的準備極充分。然而，這次行動一點也不似預計的那麼單純，頭一天便被迫將行程延遲、更改，中途又兩度邊防軍攔截和突擊搜查。事後阿洪直感嘆：本來並不打算將我們藏到一個那麼密蔽的地方，幸虧當時一閃念，否則早就被發現了。
整個行動中，無論遇到何種意外，阿洪皆從容不迫。實際上，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作好了最壞的打算。行動前一天，他將貴重物留下，卻偷偷帶上一把小火槍，這是他事先就置辦好的準備在不測之時自殺，以免中共嚴刑逼供，搜出他人的線索。由於行動的第一天，行程就被迫更改推延，他覺得此行兇多吉少，便去給一個親人打電話：
──要是我有甚麼意外，請好好照顧我媽媽，就當我是個不孝子，或乾脆沒我這麼個兒子。
──甚麼？甚麼！
對方一頭霧水，又驚又急。阿洪沒更多話，將電話掛斷。
二、在裏面藏了四天五夜 △ 我和柴玲藏在裏面，全不知情。本以為很快能到香港，沒想到在裏面悶了三天還沒動靜。
情況逼迫，既進了去便不能隨便出來，平添無數困難，尤其吃喝拉撒，真讓阿洪費盡心機。
天黑時，他設法遞了張紙條進來，要我們準備長期堅持。祕藏的地方既憋悶，又特多蚊子，嗡嗡聲不停。因為吃素煉功的關係，又不得殺生，實在難受極了，只好調心靜氣，漸入氣功狀態。說也奇怪，還真管用。等出來時一看，渾身上下雖然滿是小黑點，卻沒有一處紅腫起來。
在裏面憋到第三天，外面終於有了動靜。我們一直懸著的心稍稍放下，心想這下該快到香港了。沒想到，中途又停了下來，不一會兒，一陣響動，聽不太清楚，只隱約感覺是幾個人在大聲說話。我們藏的地方也被撞了幾下，過一會，又恢復了平靜。又是一天過去，才又啟程。不久，又停下，又有人來，不過這次沒等很長時間，便又啟行。等到了香港，一算時間，我們在裏面整整呆了一百零八個小時。阿洪說他當時真擔心我們會悶死，他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壓力啊，然而卻總是從容不迫，整個行動中沒讓我們感到一絲緊張。
三、一眼就能看出是「大圈客」 △ 到了香港，一出來，阿洪便問我們接應的人在哪裏。我說，我這裏有他們的地址。阿洪聽了愣了一下。隨即，就近找了一間咖啡吧，給我們點了熱粥和叉燒包。老闆向他擠擠眼：「哇！大圈客（港語：大陸偷渡客）！」阿洪覺得事情有些不妙，叫我們趕快吃完就走。照原定計劃，阿洪將我們送到香港便完成任務，我將剩下的最後一千多元人民幣塞到他手裏，要他帶回去。阿洪手一推，說：「你以後可能還有很多困難，還是留著吧；要不就捐給民運。」他分文不取。
阿洪很快便意識到我們和國內那些朋友對香港沒有起碼的瞭解，不明白這麼一身衣衫襤褸、披頭散發的樣子，在香港大街上行走極易引人懷疑。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偷渡客，一張口便會露餡。無論員警、記者還是黑道乃至中共人員，隨時可能給我們帶來不必要的麻煩。他不得不「送佛送到西」，陪我們去找那位聯絡人──實際上，只是國內朋友的表親，事先也並不知情。
阿洪帶我們去附近市場買一身衣服換上，然後才敢乘坐巴士地鐵。一路上，他買票問路，環顧左右，又讓我們儘量沿路邊不顯眼的地方走。找到那人住處，他正巧在。由於事先一點心理準備也沒有，顯得顧慮重重。
──唉，九七快到了，共產黨眼看就要來，我還有一家老小啊。過去在中國，我家就是地主成份，現在又做反共的事，以後可怎麼辦哦？••••••
阿洪一聽話不投機，便連聲道「打擾，對唔住！」拉我們出門。當時我們聽不大明白廣東話，柴玲一時不解，見剛找到人又要走，直問：「怎麼回事？」
四、找到中大的同學 △ 外面的天陰沉沉的，毛毛細雨紛紛揚揚地隨風飄落，弄得頭髮濕漉漉的。我們躲在一座天橋下，何去何從，一下子有些茫然，對香港溫柔的春意，也沒一點心思。這時阿洪陪我們出來的時間已過長，回去一定會受盤問，而我們出來時已被人看見，倉促間又來不及收拾好躲藏地點的雜物；聯絡人又是這副樣子，我們又講不好廣東話，幾重因素加在一起，阿洪毅然決定不照原計劃回大陸，而護送我們到底。他提議我們直接去美國領事館，但我擔心就這麼從大門進去，免不了生麻煩。當時身上沒有別的地址，幸好還記得廣場有位香港同學的學校叫中文大學，這才乘了地鐵火車去投奔。
找到中文大學學生會，我們還不敢直報身份，自稱是從天津逃出來的學生。還好，我們很快見到了廣場上認識的那位香港同學，然後再與有關機構取得聯絡，以後的事，順理成章，四月一日，我們便到了巴黎。
五、岑建勛大喜過望 △ 在到中文大學之前，我們在國內近十個月逃亡，依靠的完全是國內人力財力，由一群素昧平生的俠義之士相助，一分一毫也未自外來。實際上我們幾乎沒有向外聯絡，更談不上「地下通道」、「黃雀行動」、「中央情報局」之類聳人聽聞的名目。
當岑建勛突然見到我們突然出現在香港，大喜過望，一面覺得我們就這麼空手乘巴士、地鐵到中文大學有些不可思議，一面直感嘆：「你們至少節省了四十萬港紙！」後來據局內人言，有些六四人士走「地下通道」，一人花了四十萬，皆來自港人私下捐款。港人對「六四」真是義重如山。我們為省去這許多費用而高興，再為阿洪和國內那批義士而自豪。
我們逃亡後期，經濟相當拮據，他們中有人甚至將準備結婚的存款拿出來。臨行前他們對我和柴玲說：出去後一定不要宣揚我們。外面的世界紛亂不堪，你們最好也不要從政，多讀些書，充實自己。以後回了國，再有甚麼急難，還可以來找我們。
六、「張如大姐姐」 △ 從香港啟程西行之前，我們已與一位西方外交翻譯見過一面，知道是由他陪同我們通過海關。臨行那天，一切手續齊備，各級人物離去後，那位翻譯給我們介紹了一位女士，四十來歲，打扮得光艷入時。她自稱是來「路上照顧柴玲的大姐姐」，「叫張如，在香港開服裝店」。我們因為一直受到最嚴密的保護，一絲防備也沒有。一路上，她想盡辦法向我們探聽逃亡經歷，還問我們是否收到一筆兩萬五千美元的港人營救捐款，使我們甚覺蹊蹺。當時柴玲因長期奔波勞累，又暈又吐，這位「來照顧柴玲的大姐姐」卻緊追不捨，喋喋不休。我終於忍不住，只好老實不客氣地對她說：「柴玲身體不好，請原諒！」硬是將她弄開去。然而，她還不罷休，轉而向我和阿洪問長問短，又利用時機拍了不少照片，信誓旦旦地說，只是為了留個紀念，擺在自己的書房，絕不作他用──因為見到柴玲覺得十分榮幸。
到達西方，她趕緊告辭。不久，香港媒體便滿城風雨，世界各地記者雲集巴黎，將巴黎大小醫院搜了個遍，鬧得柴玲毫無喘息之機，連身體檢查都沒來得及做，便不得不面對記者了。《中國時報》搶先登出的頭條新聞下署名：「本報特派員江××」。後來，那位翻譯很快丟了飯碗，而光艷的江××卻棄文從政升了官。事後不久，「張如」來了一封信，依然以「大姐姐」自居，說當時那麼做，「是為了保護」我們，又提出要我們寫一本書，她可「保證出版，賺到至少五十萬美元」。你說噁心不噁心？
這封信，我們一直留著。這是我們在「自由世界」遇到的第一位享有「新聞自由」的記者。
七、阿洪讓出住房和獎學金 △ 都說當初六四「民運人士」在巴黎領了大筆港紙臺幣美鈔，優哉悠哉，其實除了少數「領袖」，別人是沒有那份悠閒的。尤其阿洪，他除了一筆微薄的為期一年的生活補貼之外，實際上，由於他謙讓的品性，還使他丟掉了許多本當屬於他的東西，譬如住房和獎學金等等。
到巴黎後不久，巴黎市政府照慣例要為我們三人安排一套低租金住房（HLM），這是一般低收入階層的理想居處，因為有政府補貼，房租比一般的租金低許多。由於我和柴玲很快便去美國參加「六四周年祭」，這個安排便告吹了。阿洪對此既不清楚，性格又極謙讓，從不知為自己的利益去計較，我們初來乍到，正處於媒體焦點，又對西方現實生活毫不瞭解，心思精力皆尚不能落回生活的實處，於此便忽略了，結果，阿洪的生活完全是靠自己掙紮解決。本來一般難民可住在免費難民營半年到一年，裏面還有許多照顧，結果因為我們的關係和各種陰差陽錯，他連這點起碼的東西也沒得到。
在獎學金上，阿洪將本屬於他的一份讓給了另一位六四學生，因為聽說那位同學比他困難。這筆獎學金是法國政府提供的，其有效性不止是學法文的頭一年，只要成績過得去，至少可以供到大學畢業甚至更高學位，除學費全免，每月還有三四千生活費。而阿洪當時僅有的生活補貼連頭一年學法文都不能維持，阿洪實際是借錢去外省學的法文，柴玲將當時的獎金、稿費寄給他。後來他才瞭解，原來那位同學並不比他困難，簡直是個學生貴族。然而阿洪從未流露過一絲怨言。我也是直到為了寫此文，追問他經濟細節才得知。阿洪與那位同學至今是朋友。
八、打工從負數做起 △ 從九一年五月起，阿洪被迫中斷在外省的法文學習，回巴黎半工半讀。生活補貼到期，沒有獎學金、沒有低租金住房，沒有正常工作，語言還半通不通，甚至不能告訴別人他的真實身份和經歷。實際上，他比國內去的自費留學生還要艱難，成了一個徹底的「無名英雄」，他要從零乃至負數從頭做起！
從九一年五月至九三年六月，每個週末兩天，每天十個小時，阿洪洗杯、倒酒、沏咖啡。一天下來，精疲力竭，換得二百七十法郎，得用來支付每月一千法郎的法文課學費，再加上房租和衣食，非常拮據。後來做到侍者，一天也不過三百法郎。
住在這裏的兩年，是阿洪生命的最低谷。他為了朋友義氣，拋棄國內一切（當時他月收入達一千五百元人民幣，在大陸是難得的高薪）；他捨命救出的人舉世矚目，他卻幾乎沒人知道；他既回不了家，又回不了國；中國離他那麼遙遠，法國又不屬於他，卻不得不在其中謀生存。他就像一隻斷線風箏，隨風漂泊。
九、阿洪身上的六四真精神 △ 阿洪還是憑著自己的頑強毅力掙紮了出來。九三年秋，他終於進入了巴黎大學商學院，專修國際貿易。
雖然沒人將阿洪看作「六四」人士，然而，從阿洪身上我看到了「六四」的真精神──為道義為國運而忘我獻身、自強不息。阿洪不是「英雄」，更不是「領袖」、「精英」，他只是一個平常人，可是，在他的平常當中，正見其不平常而又是許多人難以做到的。我想，是時候了，讓我們把眼光從那些「英雄」、「領袖」、「精英」們身上挪開，重新來認識「六四」的精神。
一切皆將過去，惟有真情永存。──阿洪從未忘記洪家拳師傳的教訓：「仁義為先」。
此文有刪節﹐全文見封從德﹕「阿洪——無名氏散記」，《前哨》，1994年4月-5月號﹔及封從德﹕《天安門之爭》(香港﹕明鏡﹐1998),頁45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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