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八李鵬与學生「公幵對話」了嗎?──駁「李鵬讓步論」
封從德
1997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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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李鵬讓步論」波及之三  

  【以上第156頁】

  不過,王丹對李鵬所說的「百分之九十九.九的同學投票表示不撤离廣場」,這句話是否有效,現在又成了問題。這是因為,在一九九五年六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王丹似乎又否定了自己在一九八九年五一八的說法:

  「……,廣場作為全國乃至全世界關注的焦點,成了民運的象徵,很多學生和各界人士在堅守廣場的問題上形成了一种狂熱的情緒,以至於出現『百分之九十九的同學愿意撤,但衹要有百分之一的同學反對也撤不下來』的局面。後來當局指責吾爾開希說的這句話是『不民主』,殊不知這正是當時的客觀事實。」(「八九民運的經驗教訓和歷史意義」,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頁一七) (64檔案´89)

  王丹的這一說法,正好与他當年對李鵬所說的話相對立﹔這樣自相抵牾,或許又是「李鵬讓步論」的犧牲品,尤其考慮到王丹這些觀點正好發表在該論最風行的九五年。好在有其他同學的回憶,我們還是可以知道五一六閻明复到廣場後絕食同學的表決情況。在九一年夏的巴黎會議上,張伯笠回憶道,「五十多個代表參加了會議,這個會議是李祿主持的。沒通過撤出廣場。」(《回顧与反思》頁一四三)﹔李祿則指出「緊急代表會議,五十多人」「當時百分之七、八十的發言主張堅決不能夠撤,說這完全不夠級別,跟我們的要求不一樣。」即沒有「直播對話、平反動亂」。(《回顧与反思》頁一四二) (64memo.com-89)

  到九四年,張伯笠還有一篇文章較詳細地提到這次代表大會:

  「閻明复和吾爾開希走後,絕食團指揮部立即召開了各高校絕食代表參加的會議。大家在廣播【以上第157頁】站前圍成一堆,柴玲不知去哪了,封從德也不在(我當時并非張伯笠在文章中說的那樣已經是絕食團常委了作者注),王丹拿著一束不知誰獻的鮮花在欣賞著,而李祿手拿著手提話筒成了會議的主持人,我和馬少方、郭海峰還沒發言,李祿已宣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繼續絕食』的議案。當時我和郭海峰對繼續絕食是持支持立場的。日後王丹曾埋怨我:『怎麼把麥克風交給李祿,讓他主持呢?我們不了解這個人嘛!』我也反唇相譏:『你當時干甚麼了?在欣賞一束美麗的鮮花?!』」(中國之春一九九四年三月四月合刊號,頁七五) (64memo.com-1989)

  可見,王丹後來指責的「衹要有百分之一的同學反對也撤不下來」,大約就是指李祿。這里的問題是,李祿的影響力究竟有多大?李祿自己也說,「從開始到後來大部分營地聯席會議都是我主持的」,那麼,他祗是中立地主持了代表大會呢,還是更積极地影響了會議的議程与表決?若是像一些人指稱的那樣,是李祿操縱了廣場的決策過程,但他當時還不過是一個大家尚不熟悉的外地同學,何以有如此法力? (64memo.com / 2004)

  問題的复雜性還在於,李祿与張伯笠都未能給出這次代表大會的表決票數,而當時的報紙也极少報導這次會議,我見到的唯一一例報導,也祗是說「据悉,在閻明复离開廣場後學生代表召開緊急會議,由於多數學生反對,結果仍然拒絕閻明复的要求,堅持絕食。」(香港《東方日報》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第二版)依然未提到票數。也許,從李祿自己的敘述可能判斷出當時并未作投票表決。在九一年巴黎會議上,李祿自己也強調「這個會議真是非常非常地激烈」,之後又指出「与此同時我說這還不是最後的結論,希望大家回去商量,然後再開第二次會議。第二【以上第158頁】次會議仍然是同樣的決定。」(《回顧与反思》頁一四二)這個「第二次會議」首先便是一個問題,我祗見到李祿一人這麼說。其次,李祿說「同樣的決定」,顯然是將討論當作「決定」了。聯系到張伯笠上面的回憶,即在其他几個學生骨干尚未發言時,「李祿已宣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繼續絕食』的議案」﹔綜合起來,最有可能的是當時确實沒有進行投票,而李祿是根据「當時百分之七、八十的發言主張堅決不能夠撤」而宣布「繼續絕食的議案」的。這在民主程序上便留有漏洞:程序未進行到底,主觀的判斷可能取代客觀的投票。 (Memoir Tiananmen-2004)

  這些問題,從現有的資料上還一時難以下結論,有待於更多的回憶文章、尤其是當時的會議錄音帶內容公布後才能作進一步的判斷。不過,有一點大約還是可以判斷的:即便王丹所說的「民意調查」可能不是李祿和張伯笠所說的「代表會議」,即便當時可能還不至於像王丹所說的那樣「百分之九十九.九的同學投票表示不撤离廣場」,但多數同學認為政府尚未滿足絕食同學的二點要求故不愿撤出廣場,這一點怕是不會有錯。而且,這時的各校代表大會的主体還是北京高校的同學,即五十多個代表中的四十几位,尚無後來因外地同學流動性太大而造成的難以确定代表性的問題,按民主程序也是不可能撤的。這一民主程序上的難題,是「李鵬讓步論」和「見好就收」論者所避而不談的,似乎民主運動也得由一群強人來控制,而廣場指揮部也可以不顧廣場上的代表大會就能決定撤的。 (64memo反貪倡廉 / 2004)

  受到「李鵬讓步論」波及的例子還有很多,從九○年到現在一直不斷。比如牛年生的《八九民運反思之反思》,直接批評《八九民運反思》,卻也以為「學生們与党政高級領導人直接對【以上第159頁】話,并向全國作現場轉播的要求,實際上由李鵬出來接見學生代表而達到了。胡平認為這是『見好就收』的又一好時机,這一點我想很多人都同意。」而學生們「沒有意識到政府已經作了重大讓步」,是因為「未必把這一對話及現場直播,作為他們當時的『最高綱領』」。(中國之春一九九○年九月,頁四五)到了九五年,甚至當事人王超華也明确地說「五月十八日李鵬与學生代表對話了,對話并向全國原封不動地播發了。」(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頁二五)可見此論波及之深遠。其它例子這里從略。 (64memo.com/89)

  值得玩味的是,這种「李鵬讓步論」未見於陳希同的報告(《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反而是由民運內部的理論家發明的,豈不令人仰天長嘆。

  在結束本文之前,還有一句話,但愿不是多餘的。鑑於八九民運史研究中的諸多問題,我再次呼吁各個關注八九民運和中國未來的學術團体,以及各個以推動重評六四為己任的民運團体,加強對八九民運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以免再次出現類似「李鵬已經在五一八与學生公開對話并現場直播」這樣的誤會,或至少在謬誤出現之後能夠及時糾正。這樣,我們才對得起那些在八九民運中作過貢獻与犧牲的人們。 (64memo祖國萬歲 / 2004)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二日於荷蘭萊頓大學。作者按:此文本是《見好怎麼收?答胡平公開信之一》中的兩節,結果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既不發表,也不說明理由。之後衹好整理出來轉投《爭鳴》,刊於九七年六至七月。)【以上第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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