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與反思
六四流亡學生17人
199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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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五日北大籌委會的改組,我記憶當中好象是第三屆。這個改組我個人認為它的代表性是有問題的,也許是因為我個人的局限,不了解很多情況。因為我參加文史樓下午這個會議的時候,發現入場時沒有任何代表資格的審查,也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進去。這當中有一個人很可疑,大家基本上相信他是中共派來的。他就比王丹差一票要選入五人常委。後來我聽到很多的反映說,就是他,在頭一天,把丁小平和張智勇給推到了臺上,造成了四月二十四日北大大會的混亂。更具體的一個細節是,他在推他們上去的時候說﹕你們一定要上去,你們不上去的話,……,說完這句話,就把他的衣服敞開,當中有二把匕首。而且這個人競選中介紹身分的時候,我們要求他出示學生證,他也沒出示,卻說﹕我是北大唯一一個最特別的學生,學什么亂七八糟的專業﹔是自費生,而且住在校外,沒有任何同學。我們要求他有任何他的同學來給他作證,他說﹕我沒有任何同學。所以這個人的身分非常可疑,無論他有何種使命。在競選當中,沈彤好象是周新提的名,其他的人也是互相提名。在競選當中每個人有五分鐘的發言,我記得自己講了二點,第一,要求籌委會要有緊急情況下的獨裁權﹔第二,籌委會的同學能夠有時間每天去讀一讀大字報,以便把握【以上第26頁】運動的脈搏。 (64memo.com / 89)


1.3.5 四二七游行﹕出校決議是怎么做出的﹖<參﹕1.6.8關於四二七游行>  

  然後就是議決四二七游行的過程。這個過程呢,北高聯有反復,北大同學有反復,我個人也有反復。這個事情非常復雜,但是現在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決定四二七游行是在四二六社論出來之前。北大當時非常不滿北高聯組織這樣的游行,認為北大同學已經游行游得太累了,因為北大離廣場最遠。而高聯是設在師大的,所以可能有這種本位主義的原因。北大非常反感,北大的同學也不願意再游。但是,四月二十五日晚上的新聞聯播,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把四二六社論給漏了出來。這個時候北大同學的情緒馬上反了過來。開始我在籌委會媄銢O反對游行的,但我相信學生要想出去的話,我們就應該支持出去。我的一個信念是,運動應該是大家推著組織者走,而不是由組織者拉著大家走,最多快半步。北大籌委會二十六日開會,討論是否參加四二七游行,到這個時候北大還在強調自治權。到了下午分籌委會和部長聯合會議,就是北大籌委會的擴大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北大籌委會的五人常委先做了一個表決,當時的表決結果,我記得是三比二反對北大同學出校門。當時我就有點著急。因為我讀了些大字報,感覺到大家的情緒已經反了過來,同學是想出校門。如果北大籌委會去阻止的話,那么可能要被同學拋棄掉,因為這個組織在頭一天已經表現不佳。這個時候我就提醒擴大會議的分籌委會和部長會議加上秘書處,我跟他們講,根據我們章程的民主程序,可以由八處聯名提出否決案,三分之二還是二分之一通過了就可以推翻常委的決議。最後是推翻了,北大的同學才這樣出了校門。雖然我相信即使是做了決定不讓出校門,同學們也會出校門的﹔但是,四二七,這個中國歷來最大的一次民主示威,如果北大因籌委會決定而出不了校們的話,那將成為一次歷史的笑話。 (六四檔案 - 1989)
  這個反復的過程,讓我對民主的原則、民主機制,有了更多的信念。由此,我就更相信當時自認為的民主原則──現在看來有點泛民主──我一直就堅信這個信條,重大決定應該由更多的人來做。這種作風後來一直帶到廣場,包括廣場的營地聯席會議,有三百多個學校的代表參加。四月二十七日清晨七點鐘我要去游行,這個時候在北大【以上第27頁】二十八樓二樓廣播站外面,孔慶東和沈彤、王遲英來了,說﹕我們不同意你出校門。這個時候我記得是我們四個人,(沈彤﹕王丹也來了。)王丹不在,就說,四個人已經可以做決議了。孔慶東提議,沈彤附議,王遲英默認,決定我不能出校門,讓我留守在校園。我想可能是因為我太過於堅決主張要往外衝。留守的這一天我就好好地把北大廣播站的路線理好,完了寫一篇文章《我的民主宣言》,又和北大校方把食堂和車聯系好,把同學接回來,晚上開放食堂。這就是我那一天的工作。最輝煌的是,在晚上七點還是八點同學回來的時候,我把準備好的《義勇軍進行曲》放出來,同學們以凱旋的方式回到北大。這是四二七,我就講到這堙C (六四檔案 -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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