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memo - 自由主義與憲政民主 by 王有才

自由主義與憲政民主

王有才

　　“五四”運動將“民主”和“科學”引入中國之後，民主一直是中國近代政黨高呼的口號，即使是共產黨這樣一個組織，也稱自己是“人民民主”的。但實際上，在中國近現代扮演重要政治角色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仍然實施的是一黨專制（有時甚至超過封建皇朝統治）。

　　從世界範圍來看，原蘇聯、東歐集團自然亦是“高舉人民民主”大旗的，甚至希特勒也是通過“民主程序”進入德國統治集團並專權為獨裁統治的，那麼，是不是因為民主本身存在問題呢？

　　從理論上來說，民主本身確實具有內構性問題，由於民主是通過程序實現的，因此通常可能會出來兩種情況，即一方面會出現多數暴政，另一方面更易出現少數暴政。

　　為什麼會這樣呢？

　　多數暴政的發生是我們較易理解的，由於民主程序本身的問題，以及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一旦多數人的決定作出之後，在沒有對少數人進行保護的前提下，多數暴政就很容易出現，而由於民眾本身認知的局限性，初期出現多數暴政的可能性較大，一俟過了這一階段，當少數人由於各種便利甚至先天就具有說服民眾的能力，“多數民意”就有可能向“少數暴政”方面發展，由於民眾認知的局限性，其多數民眾就被少數人說服，而一旦過了這一過程，少數人掌握了政權以後，少數暴政就有可能出現。一旦當公眾就某一類情緒達成“共識”後（如民族、國家、人民等概念），權力也就可能被少數人集中了。 (64memo祖國萬歲 - 1989)

　　這就是為什麼現代專制國家亦一直高舉“民主大旗”等原因。這也就是中國因為當年的民族存亡問題導致民眾共同關注參與所走向中共一黨專制的結果。

　　顯然，問題的關鍵不在民主本身，民主有時解決不了非常簡單的問題，比如說，當公眾連問題都不了解之前，就進行表決，就進行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不是由於公眾的缺乏知識和獨立判斷，就是因為集體無意識，而導致出現足夠的結果困境。

　　所以，問題應該以另一種方式或思路來進行思考。

　　“五四”運動以及“民主、科學”大旗為核心在中國產生巨大影響力，這正是中國當時政治運作型知識分子的應急選擇，因為，事實也很清楚，正是通過一種運作程序可能集中最大力量解決國難當頭的問題時，個人在其時就變得忽略不見了。而構成現代社會穩定並促使社會發展的價值卻恰恰是更重要的人權、自由和法治（憲政民主的管理方式）。

　　人權的價值自不待言，人權既具有普遍性，更是人類社會更本質的價值之一，個人的自由、權利、幸福（對每個個體都是同權的）構成人類幸福的整個基石，由於事實上不存在抽象的幸福、自由，具體每個個體的權利構成了社會的根本。因此，更基本的價值是人權、自由、正義等，而憲政民主應該說提供了實現更根本價值的環境和規範，最終通過法治達到了個人、社區、國家之間的平衡。 (六四檔案 - 1989)

　　從這裏似乎可以得出一個膚淺的結論，當五四運動把科學、民主引進中國時，自由、技術*、人權、法治這些同樣重要的價值並沒有引入中國。而民主有時對消解專制並不是太鋒利的武器，並且往往還會成為專制統治者的玩弄工具，特別是有著傳統封建專制等級制度遺留的民眾更甚。

　　而個人自由、自由主義才真正是專制制度的消解劑，所有專制統治者最擔心、最為恐慌的是自由，自由構成了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價值基石，亦是促進社會、科技、文化、商業等發展的真正動力。因此毛澤東特別怕自由，對有獨立思想，具有相對自由人格的知識分子、藝術家，價值理性等的探索者進行了長期而持續的遏制，同樣鄧小平也懼怕自由，一旦七九民主墻被他利用後，他緊接著炮製出“四項基本原則”，對自由進行遏制，特別是“八六”年學潮，他將其界定為“資產階級自由化”進行封殺，更說明他對自由的敵視，說明所有的專制統治者都對自由進行野蠻的扼殺。 (64memo反貪倡廉 - 1989)

　　因此在中國要消除專制這一頑疾，自由主義、個人價值要得到充分弘揚，當然自由對於每個個體都是同權的，誰也沒有權力扼殺其他人的自由，因為扼殺者本身實行的即是不自由（另外，當其在此時此地扼殺他人自由時，在他時他地他的自由也有可能被扼殺，因此他實施的不僅是對他人的不自由，也是對自身的不自由）。而扼殺自由的情況在社會中極有可能出現，而且會是有規模的，這就需要通過法治來保障，因此，人權、自由、法治、憲政民主對社會來說是互為關聯的，是構成現代社會的整體價值。 (64memo.com / 2004)

　　在確定了這一整套價值體系的前提下，我們可分下面幾個層面來探討問題：

　　第一、個人

　　個人是構成社區、國家的因子，亦是人類社會的價值淵源，在環境確定的前提下，一般是個人通過個人本身來實現自身生存和自身價值，他的選擇性，他的自主性確定了他的存在狀況，他與其他個人所處的關係構成了他存在自由發展的資源，除公共領域外，他自身解決自身的一切問題。

　　第二、社區

　　社區是介於個人和國家之間的概念，其概念可大可小，它提供個人公共領域的服務，並同等的提供每個個體以平等機會，它是個人生存的基本環境。

　　第三、國家

　　顯然，國家是一個過渡性概念，它是社區概念的延續，而它更是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構成的一個人文概念，由於人類發展的承起性，國家主要是一定歷史時期為了既定事實而不發生衝突而特別保持平衡變革的一個框架。由於其相對固定性，它與社區的概念就不盡相同了，它提供一般關係的服務和管理，是現實世界的重要因素。

　　現實的問題是，要從現實中國（一黨專制統治）過渡到未來中國（憲政民主社會），如何才能實現呢？

　　首先，應該是不斷壯大反對黨力量。由於中共壟斷了幾乎所有的資源，反對黨的生存和發展對一黨專制的統治肯定是致命的，因為專制統治者的愚騙和恐嚇的兩手一旦不起作用，時間一長，專制統治就會名存實亡。另外，反對黨的存在和發展有利於大大地擴展社會的空間，各種類型，各種層次的公共機構、組織會應運而生，極大地推動公共空間的成長。

　　其次，公共空間為社會穩定變革創造了較好的環境，通常情況下，由於專制統治者對任何異於他的因素都作“壞”的宣傳，再加上它本身因制度導致的“惡”遍及社會，一旦愚騙與恐嚇不存在之後，民眾在很短一段時間內情緒會一邊倒，會產生極大的社會動盪（這本身並沒有什麼錯，但有時確實反而不利於憲政民主的確立），因此，公共空間越大，緩衝地帶越多，社會變革反而會越有效（從較長時間看），民眾亦越不容易做過於情緒化的事情。一旦社會達到這種狀態，完全實現了真正的有序變革，封建專制就會一去不復返。 (64memo.com´89)

　　再者，新聞自由是公共空間生成的媒體，它反過來促使公共空間的成長。現階段如能突破新聞封鎖，它就會產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力量，其對社會公正的保障和權力所起的制約甚至在短時間內超過反對黨（當然，從長時間看，政治還是政黨運作的，一旦實現多黨制，多黨競爭將會在非常長時間內決定一個國家的政策和政治走向）。

　　最後，我相信，反對黨的生長與新聞自由的確立，必然是消除一黨專制的兩付最猛烈的藥劑，而公共空間的大量成長使得變革相對有序而穩定，一旦權力制約有了充分的基礎，自由、法治就可以確立並得到保障，憲政民主就會在中國確立起來。

　　因此，對於民運人士和反對派而言，在反對黨和新聞自由兩個領域的開拓是非常關鍵的。

　　*注：技術的發展使得資源更大的平民化（如電視、電腦等），壟斷資源將越來越困難，Internet網的發展使得言禁已不可能，一旦資源進一步普及，專制制度就支撐不下去了。

　　（王有才，1998）

	網路圖片﹕王有才﹐1989年6月4日。
	香港支聯會﹕王有才資料網頁﹐2001年10月9日。
	大紀元﹕王有才「六四」紀念日絕食﹐2002年5月31日。
	多維﹕王有才獲保外就醫前往美國﹐2004年3月4日。
	王有才﹕在中國怎樣實現憲政民主？﹐1998年10月。
	杭州法院﹕王有才判決書﹐1998年12月20日。
	王有才﹕如何組建全國性公開反對黨？﹐2002年3月20日。
	王有才﹕自由主義與憲政民主﹐1998年10月。
	香港民主之聲﹕王有才“五大罪狀”﹐1998年12月8日。
	民主通訊﹕【王有才的一群朋友】談王有才﹐1998年12月12日。
	多維﹕王有才促中國釋放所有異議人士﹐2004年3月5日。
	大紀元特約記者衛君宇﹕【隨筆】王有才印象﹐2004年6月2日。
	網路圖片﹕王有才在通緝令上的照片﹐198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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