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memo - 在中國怎樣實現憲政民主？ by 王有才

在中國怎樣實現憲政民主？

王有才

　　一看這個題目，就知道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本人在文化、社會、哲學、政治、歷史等領域功底甚淺，就這麼大而寬廣的問題來探討，肯定力不從心，即使拋磚引玉，也沒有太大價值的。

　　即使是這樣，我也忍不住拿起筆來，記錄下一段粗淺的認識。

　　康梁變法失敗，並沒有使改良主義消失，當時的知識分子試圖從英、日體系中尋找“變法”的合理性。孫中山當時提倡革命，以推翻滿清為前提，確實也聚集了相當的力量（主要是思想觀念的傳播），辛亥革命，清朝被推翻，在形式上，確立了中華民國體系。

　　之後，隨之而來的確實不是新的朝代的開始，而是軍閥混戰，這與中國歷次改朝換代時的特徵差不多，隨著社會的混亂，軍閥的割據，因社會既沒有傳統的治，也沒有一統天下的暴政，同時西方新觀念的傳播，西方列強的蠻橫佔領國土，加之皇權傳統甚行，有責任心的知識分子一方面介紹西方新學，一方面即舉起了救亡圖強的旗幟。加之馬克思列寧主義伴隨著其他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使得一部分優秀知識分子確實深受其影響，於是各種團體和組織紛紛成立，而尤以共產主義最為盛行。 (64memo.com-1989)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A 造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因素，中國只有皇權思想，沒有一脈相承的皇權家系，一旦社會動盪，“皇帝人人當，明日到我家”的有害因子就會象幽靈一樣出現，幾千年的中國文化，尚沒有找到一種平和權力交接的方式，即使在皇權威權存在的時期，宮廷政變也很頻繁，並時而帶有很大的血腥。

　　B 馬克思列寧主義號召暴力革命，這正切中了中國傳統的農民造反，而當時工人、農民的生活疲苦，恰恰切中要旨，如果知識分子先組織社團一鼓吹，有一部分困苦的勞苦大眾也就認這個死理會跟上來。當然初期起來的肯定不是實實在在的農民。

　　C 當時有較深認知的知識分子並不多，認知也不深，而且一旦涉足暴力，知識分子擅長的理性思辯就退居了，除了鼓動革命與暴力，其他會黯然失色。因此，相對理性的梁啟超、陳獨秀、胡適，一直不能成為主流，特別是陳獨秀，作為鼓吹馬克思主義的先鋒猛將，卻被所謂的“新馬克思主義”者們拋棄了。

　　D 另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兩個方面，一方面，孫中山想效仿西方的多黨制，故而贊同組建國民黨並共產黨，其中由於共產國際（特別是蘇聯）不僅提供思想的指導而且提供實際物質、金錢的援助，使得孫中山即使想建立西方的多黨憲政體系（有名的軍政、訓政、憲政），西方也不會象蘇聯那樣直接會提供物質金錢的支持，在這個時候，蘇聯的支持變得更為重要，因此作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策略，共產組織就乘勢擴大了。 (六四檔案 - 2004)

　　E 還有一個學術性原因即共產主義的學理與中國傳統文化及組織方式上的一致性，而西方三權分立與中國文化有根本的衝突也是共產主義易於組織、發展的內在原因。

　　由於社會革命力量的主力從知識分子轉向工人，而最後由於當時中國的社會現實，革命主力又由工人迅速向農村轉移，社會很快從思想力量變成了行動力量，知識分子的力量又變得很弱，暴力軍事力量成為主要的動力，而主力軍的意識形態成為主要行為準則，“打江山集團”變成了“坐江山集團”；由於政權是暴力得來的，而該暴力是在同一個民族之間進行的，為了維護得到的政權，又必須用暴力得以維持；中國經過峰回路轉，又回到了具有新社會形態外衣的封建專制時代，一切又回歸到嚴控狀態，毛澤東完成了又一朝代的更替，中國確實又面臨著改良和革命的問題，從戊戌變法到今年整整一百年，中國面臨著與一百年前相似的問題，要改良還是要革命？ (Memoir Tiananmen/2004)

　　那麼，究竟要改良還是要革命呢？

　　一般而言，從道義和法則上講，改良和革命的選擇確實沒有孰是孰非的問題，無論從歷史經驗還是從理論本身（即使以人的權利和尊嚴為本的理論），都不能說誰是誰非的問題，關鍵是，這兩條路哪一條行得通呢？

　　改良，關鍵的要素在於中共上層是否有改良的意圖，這不以我們的認知為轉移，雖然，從跡象上看，確實存在改良的一線希望，如《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簽訂，給改良主義提供了一個線索和機會，從此入手擴大公民權利，是可以創新出具有現代理念的憲法體系與權力制衡的政府結構體系，多黨憲政民主是可以通過這條途徑慢慢實現的，但這條途徑時間長，測不準因素多，並且必須以中共上層能接受現代憲政理念為前提，由於需要具有這麼多因素，對其希望過大，失望會過多，因此，改良這條路是一條 (64memo.com / 2004)

　　只可期盼但似乎民間力量能起作用很小的路，是一條測不準的路。

　　那麼，革命這條路又如何呢？

　　首先，革命的力量在哪裏？這是一個關鍵問題，如果尋求中共成長的歷史，一方面歷史可鑒，這條路的結果是不當的（我們不能以勝敗論英雄，必須以相對的社會進步作為判斷）；另一方面，隨著現代科技飛速的發展，這條路根本不可能；也就是說無論從理論和實踐上看，這條路都是值得懷疑的。

　　為什麼呢？

　　從理論上來說，現代憲政民主運動主要依據的力量應該是知識分子、中產階級、小商業主及具有現代理念的政公務人員。而這些人員由於中國長期的專制傳統及幾十年的計劃經濟，革新力量顯得很微弱。從現實力量上說並沒有使這一類人有現代憲政理念的群體要求，如若有，肯定是個體化的、零星的，尚不足形成氣候。就以知識分子而言，雖然日常言談都有對一黨專制及制度腐敗的不滿，但從群體上來看，我們對其的期望是過高了。我以前一直以為知識分子不僅有對中共一黨專制的不滿，但不敢參加者居多，經過幾個月的調查研究，其實質問題根本不 (六四檔案-2004)

　　在該點上；因為鄧小平九二年南巡講話後，知識分子都多少有點獲得好處，現在很少有人說“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了，很多在位的知識分子雖然對一黨專制的政治制度不好也有認識，但基本上滿足於已形成的既定生活，（各類企業中的中高層工薪階層、管理階層，大中專以及中學中的教師、講師、副教授、教授以及政工幹部，政府中的各類幹部及公務員、各類機構中的管理員及業務員），在現在社會狀態下，他們甚至都已經不是真心想過問公共問題及社會問題。當然各個時期畢業的大學生也有分配單位不好下崗的，其中大多數在尋找新的單位或炒股，一談及政治不是沒有興趣便是害怕（依然是這兩類人）。其中確實有些本來關心公共事務，或因生活不適才關心公共事務的人，但因長期沒有聯繫，一部分局限於小團體（3個─5個），或者就離散在社會上，形不成氣候。 (64memo反貪倡廉-2004)

　　那麼私人企業和中小工商業者如何呢？

　　九六年之前，他們很多依附於權力階層（包括銀行官員），他們大多數與各層官僚有某種天然聯繫（因中共在計劃經濟中壟斷了所有資源），因此他們的獨立性都是有限的，有些甚至很喜歡這種制度現狀的存在，因為他們可以通過行賄處理佔據國有企業（包括股份企業）的市場份額。由於國有企業及集體企業由企業頭頭說了算，並且層層包幹，企業盈虧與各層企業頭頭關係不大，這就給私人企業和中小工商業者有了大量的空間，各層國有、集體企業頭頭幾乎都存在損公肥私的把戲，腐敗甚至進入了社會細胞。因此，當時私人企業和中小工商業者中少有（比例很少）對好的社會環境和商業競爭環境的要求（對警察、工商、稅務等不滿還是有的）。九六年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國有、集體企業真正的破產、虧損，使得私人企業和中小工商業者更多地獨立起來，雖然說他們對公正的社會環境尚沒有形成整體的要求，但離這一步時間應該說還是可期盼的。 (64memo.com / 2004)

　　由此看來，現在真正樂於參加革命的是兩類人的少部分，一類是下崗工人，一類是農村遊民。

　　在這裏我只好打住了，我已經不想再去分析下崗工人有多少比例願意去參加革命，農村遊民又有多少比例願意參加革命，這對我而言已經沒有多大意義。因為我們追求的是憲政體系，本來生活無著的群體的權利是通過憲法及法律契約保護他們的，既是社會公正的一部分，又是機會平等的理性要求，而如果通過這一類力量去發動革命，我們暫且不去討論其破壞性，及不可控性，即使從歷史的角度看甚至也沒有成功的例子，正如一句悖論一樣，在同一族系中通過暴力得到的政權通常只能用暴力才能維持，這是與我們的理念和追求都相去甚遠的事。這裏又引申出這樣一類問題，現在中西部經濟發展很差，而沿海地區經濟要好得多，是不是又會出現這樣一種結果，商業經濟相對落後地區通過革命使商業經濟相對發達地區又陷入困境，又出現以暴易暴呢？ (64memo祖國萬歲/89)

　　在中國這一沒有終極的問題，即使有百分之一百的可能出現，我也是不值得再去花時間探討的，更何況現代科技和交通使得這一條路是死路一條，中國不可能再出現任何地理位置上的井岡山、六盤山和延安（這幾個地方我都去過，交通已今非昔比），在現代社會這是沒有出路的，沒有必要再枉費心機了。

　　另外，我還要更進一步作出說明，由於中國長期的皇權文化特別是近五十年來長期受“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訓導和思想管制，使得中國人對政黨具有神聖感，其實，這正是錯誤思路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其實政黨是靠不住的。政黨能解決人口、失業和社會問題嗎？這肯定不是哪個政黨能簡單解決得了的，雖然由於一黨專制的長期統治，很多問題確實是中共帶來的，但它自己是解決不了的，有些問題多黨制也是解決不了的。政治、政黨、政客只能對既發生問題提供一種解決方式，其永遠是對“現在”這一時間狀態下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作出一些因應的措施，它永遠不能解決終極問題，如果一個政黨或政客試圖對終極問題作出解決，我們必須對它作出深深的懷疑，這在宗教、哲學、數學、物理學也許可能存在的問題，在社會生活和公共關係（如政黨、政客、政治）中是不存在的。舉個最不恰當的比方，也就是說即使中國民主黨執政了，也肯定不能說中國就民主了，這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共和”了，而是“共鬥”了一樣，存在同樣可能性。另外，即使在探求終極真理的哲學和宗教中，許多問題也不斷地被解構，對真理確實要持深深懷疑的態度，在社會、政治、文化、藝術等領域中，我們要持更謹慎的態度，對所謂“真理持有者”抱著深深的懷疑態度！ (64檔案 - 2004)

　　一旦任何一個團體和個人在社會領域中都不能以“真理持有者”自居，問題就變得簡單了，任何社團和個人就可相處得更平和和寬容。當然這裏必須說明的是：任何一個社團或個人都不得擁有特權，更不得利用特權對各種資源進行壟斷，這就派生出一個問題，如何確立權力體系？

　　權力體系在歷史上有很多種，到了現代社會，人們通常所說的“平衡與制約”原則適用於權力體系。那權力的來源是什麼？為什麼會有權力？權力怎樣“平衡與制約”呢？

　　要回答這些問題，關鍵的問題是我們應該站在什麼立足點上。是以具體的每個個人的權力為基礎呢，還是以抽象的國家或人民的權力為基礎呢？這似乎是一個兩難選擇。然而美國開國者們卻真正找到了堅實的因子，也就是說尊重、保護並捍衛每個人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我們選擇什麼？我們已不願選擇皇權，我們對政黨持懷疑態度，我們作為人類之一員自然應該選擇以人為本的社會，這些具體的、實實在在的個體構成了人類社會，我們也應該“尊重、保護並捍衛每個人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這就涉及到一個根本問題，如何“尊重、保護並捍衛每個人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呢？”

　　這就相當於要分兩個方面來說明這個問題，一方面我們要建立自由公民社會，另一方面我們要創新具有“平衡與制約”機制的權力體系。而這兩個方面都必須通過憲政來實現。首先要確立一部“尊重、保護並捍衛每個人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的憲法，並對公共權力進行有效分割，其中小地方與更大地域之間權力的分割（或者說地方與中央的權力分割）是重要的內容。 (64memo祖國萬歲 - 2004)

　　另一方面，同一級政府之間要進行權力分割，通常以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種獨立權力互相“制約與平衡”來實現。這樣可以實現保護公民權力的憲法體系（所有其他法律都是派生的，不得與憲法相衝突）與政府權力分割體系（也是由憲法法律明文規定）。現代憲政理論的關鍵是：對於法律，主要作用既是保護公民權利，同時又限制政府權力（或者說，對於公民，法律沒有規定的都可以做，不違法；對於政府，法律沒有規定的都不能做，否則即為越權）。 (64memo反貪倡廉-2004)

　　一旦憲法體系確立，隨著時間與歷史的進程，多種政治活動都可以通過憲法並由各種類型的人群活動演繹出來，這當然是比較完美的（美國有點與此類似）。但對中國而言，事情確實要複雜得多，即存於社會的已是各種類型的人群活動利益集團，中共變成最大的利益集團，如何消解中共一黨專制是目前擺在許多仁人志士（包括許多明理的共產黨官員和普通黨員）及社會公眾的首要課題。要回答這一問題，又進入怪圈體系，即究竟是改良還是革命的問題。 (Memoir Tiananmen-89)

　　我們必須設法轉換思路來尋求突破。

　　首先，正如上面所述的，政黨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個人、政黨都不是什麼大救星，然而批評一件事，一個社團或一個人是簡單的，但真正做事情時卻是複雜的。我們的許多民運人士，包括我在內，一不小心就落入中國歷來建黨的舊窠臼裏去了。我們在攻擊別人的同時，自己卻真的與對手犯的可能是同樣的錯誤。

　　對於黨或政黨而言，中國可謂不算少，就算我這個不懂歷史的人而言，我知道明朝時已有“東林黨”，象“小刀會”、“太平天國”等等。“國民黨”、“共產黨”是中國近現代的兩個最大政黨，沒有什麼可神聖的。

　　我們的目的是確立憲政體系，保障公民權利，對政府權力實行分權制衡。而要確立這一體系，民間要有力量，組建中國民主黨本身即是增加民間力量的一種方式。另外，中國的知識分子、中產階級、私營企業、中小工商業者，各機構管理者和業務員都可形成各種社團組織，以填補公共空間的薄弱環節，下崗工人、農民也可形成自己的團體和尋找自己的代言人。儘量使社會在自由中進行有序的變革，而不要使社會成為某個政黨和/或團體的控制地帶，每個知識分子從自身（或自身的社團）中找到自由和獨立人格，不要都並且只依附於某個政黨或社團，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成熟的標幟。 (六四檔案´89)

　　要完成上述服務管理，唯一可行的即是法治社會和憲政體系。樂於參加公共事務的人必須通過法律程序得以實現。在此必須修改選舉法和組織法。社區和選民圈子成為現代政黨活動的首要場所和方式，政黨內部本身不得賦權，樂於黨務的人只進行聯絡宣傳並募捐，這就涉及下一個問題，現代政黨如何組建？（這肯定是個大課題，要通過不斷的探索、實踐才能完成） (64memo.com-89)

　　為了克服和避免黨內的山頭主義和所謂的路線鬥爭，中國民主黨內可採取不賦權的方式實現。全國委員會由各省選派代表產生，主要做廣告及思想傳播的工作。各地委員會主要的工作是發展和聯絡選民的工作，儘量使不同時期的中國民主黨治國策略能得到選民認同，民主黨各地委員會和全國委員會要發展各地有影響力的人員參加民主黨以利於競選，使社區、國家站在堅實的個人自由基礎上，真正實現人權、自由、法治、民主的憲政社會。（王有才，1998年10月） (六四檔案´89)

	網路圖片﹕王有才﹐1989年6月4日。
	香港支聯會﹕王有才資料網頁﹐2001年10月9日。
	大紀元﹕王有才「六四」紀念日絕食﹐2002年5月31日。
	多維﹕王有才獲保外就醫前往美國﹐2004年3月4日。
	王有才﹕在中國怎樣實現憲政民主？﹐1998年10月。
	杭州法院﹕王有才判決書﹐1998年12月20日。
	王有才﹕如何組建全國性公開反對黨？﹐2002年3月20日。
	王有才﹕自由主義與憲政民主﹐1998年10月。
	香港民主之聲﹕王有才“五大罪狀”﹐1998年12月8日。
	民主通訊﹕【王有才的一群朋友】談王有才﹐1998年12月12日。
	多維﹕王有才促中國釋放所有異議人士﹐2004年3月5日。
	大紀元特約記者衛君宇﹕【隨筆】王有才印象﹐2004年6月2日。
	網路圖片﹕王有才在通緝令上的照片﹐198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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