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學運的組織與“黑手”
封從德
2004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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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黑手”是否“自始至終主張學生撤離廣場”?  

  《黑手備忘錄》中宣稱:“社經所成員自始至終主張學生撤離廣場,並以此影響了聯席會議的立場。”[57]事實正好相反,從絕食到戒嚴後,社經所成員乃至集體都有積極主張學生堅守廣場的記錄,許多還是《黑手備忘錄》中記載的。且不說絕食到廣場本身就是社經所成員王丹等人發起的,絕食後社經所人員逐步走向前臺,5月18、19連續兩日在薊門飯店籌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力挺廣場,戒嚴後社經所成員更是幾乎全盤出動地“上”,成立首聯和指揮部,並迫使傾向撤離的北高聯退出廣場。下面按時間順序逐一分析。 (64memo.com - 89)

  首先,5月14日,王軍濤堅決支持絕食,甚至主張不怕“可能導致流血”的“強硬對抗”。劉曉波的回憶記述了他當時和王軍濤的“針鋒相對”:

  一個爭論激烈的問題是學運的形式,是有條件的妥協,還是強硬對抗。王軍濤說:“我同意學生有條件地讓步,不同意像昨晚那樣無條件撤離。當然強硬對抗可能導致流血,這是誰也不願意看到的結局,能不流血儘量不流。但是,政府一旦出動軍隊,造成流血,也並非百分之百的壞事。鮮血會說明政府的無可救約,使政府徹底失去民意,換來民眾的覺醒。不流血能解決問題當然最理想。但面對沒有違法的學運,政府逼著流血,也只能堅持到底。”王軍濤頗為激動地說。[58] (64memo祖國萬歲 - 1989)

  其次,18、19兩日的薊門會議上,社經所人員是否主張撤離?答案應該也是否定的。18日很清楚:“會上沒有明確提出要學生停止絕食”[59],更不用說撤出廣場,那麼19日呢?陳子華(社經所首任所長、後任所長陳子明的妹妹)宣稱19日”參加薊門飯店會議的大多數人主張學生立即停止絕食,撤出廣場,而陳明遠則主張堅持絕食“,尤其是她哥哥陳子明“與陳明遠進行了激烈的辯論”,主張“帶領絕食學生撤回學校”[60]。此說源于陳子明自己在《反思十年改革》中的申述[61],但陳子明在該書中的許多陳述與史實倒置。如陳宣稱在5月16日和5月18日之間,影響他介入運動的一件事“是一位地位和名望都很高的自然科學家直接向我發出呼籲,拜託我利用前‘四五英雄’的身份,救救青年學生的生命”[62],陳子華則進一步披露,這位科學家就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葉篤正,“葉老本人也與陳通了話”[63]。從1991年到1999年,陳氏兄妹都這樣說,直到2003年10月才被葉先生徹底否認--他既沒與陳通過電話,也“根本沒聽說過這個人”[64]。再如前面張倫、王軍濤和陳子華一致見證的5月22日陳王談話,陳子明堅決要“上”,王軍濤甚為擔憂,到了陳的記述奡N完全反轉過來,變成他“真誠希望他(王軍濤)和我一起回到學術研究上來”而反對王冒險去廣場支持學生。關於5月19日的情況可能也類似,因為陳的記述與包遵信及柴玲、李錄、王文等學生的回憶相左,恰恰是陳明遠在那兩天堅決主張複食和撤離。包遵信回憶會上討論如何支持廣場學生整頓秩序時說: (Memoir Tiananmen / 89)

  陳明遠就曾拿來一份呼籲書,建議廣場學生立即撤退,反倒被冷落了,至少上午沒有作為討論重點。最後,張炳九自告奮勇,願負責去廣場整頓秩序,大家也都表示同意。這是上午會議的唯一成果。[65]

  陳明遠力主複食的情況,還可從廣場上的柴玲、李錄和王文的回憶得到印證[66],而這一點連社經所的鄭棣在回憶中也沒幫陳氏兄妹背書,他提到那天陳明遠來飯店,但完全沒提撤留之爭,更沒提那個“激烈的辯論”,而“會上形成的一致意見”,正是“委託張炳九組織的北大教師糾察隊保證廣場生命線的暢通”[67],倒是與包遵信所述的陳明遠勸撤被冷落的情況較接近。可見是陳明遠在呼籲複食和撤退﹐而陳氏兄妹記述的情況則難以取信。 (六四檔案/89)

  再次,積極籌備和成立“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和“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本身其實最能說明問題。成立這麼個最高組織做什麼?是“主張學生撤離廣場”嗎?當然不是。上一節引述了王軍濤回憶5月23日聯席會議成立時的情況,他說“我草擬了誓詞”。這個誓詞是什麼呢?我們來聽聽:

  我宣誓:我將用我年輕的生命保衛天安門廣場和共和國。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甘願用我們年輕的生命戰鬥到最後一個人。[68]

  這樣的誓詞,怎麼會是“主張學生撤離廣場”呢?上一節還引述了王軍濤接著的回憶:會後,他立即與王丹、劉剛等人去北大力勸主張撤離的北高聯不要再返回天安門廣場。按當時的情形,支持北高聯回廣場就會增加學生撤離廣場的機會,而社經所的三員大將老遠跑去北大反對高聯回廣場,又怎麼會是“社經所成員自始至終主張學生撤離廣場”呢?其實從組織角度看,迫使北高聯不能回到廣場,而由首聯設立“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恰恰是保障廣場不撤最關鍵的一個動作。 (六四檔案 - 2004)

  最後,為了論證“社經所成員自始至終主張學生撤離廣場”,陳子華在《黑手備忘錄》中引述了包遵信的回憶:“5月23日夜謝小慶給他來電話,建議儘快勸學生撤離廣場,次日謝小慶在首聯會上侃侃而談,為“主撤派”博得有力的一票,最後會議形成兩個文件,一是《致北京市民的公開信》,一是《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公開信》。”[69]這段引述完全曲解了包的原意,似乎那兩個檔就是主撤的。而事實上,包遵信書中就有兩個檔的全文,根本沒有“主張學生撤離廣場”的蛛絲馬跡,而且包遵信其中還有一句“可是指望一次兩次發言就能說服大家,當然不現實”,[70]明顯是說謝小慶“勸學生撤離廣場”的主張並不被聯席會議接受,而這句話恰恰在引述時被刪去了。 (64memo祖國萬歲-89)

  實際上,正如陳小雅指出的那樣,“這個聯席會議始終沒有做出撤退決定”[71],而如前所述,其唯一的撤離建議,恰恰是代表指揮部的我和柴玲在27日會議上提出的[72]--那也是我唯一一次參見這個聯席會議--而原方案是要堅持到6月20日以後。王軍濤的回憶證實那個草案(《十點聲明》)是甘陽起草的,他自己也同意要堅持到6月20日,並承認最後是因為我和柴玲提出的動議而改為5月30日撤: (Memoir Tiananmen-2004)

  5月26日,甘陽對我……建議提出以6月20日人大常委會開會討論學潮時撤出廣場,……我支持甘陽在會上提出自己的設想。……但5月27日,來自廣場指揮部的柴玲和封從德提出財政困難無法堅持,資源只能維持兩天,他們希望北高聯移交社會捐款給廣場指揮部;否則,學生將撤出廣場。北高聯財務主管解釋,沒有足夠的資金可以移交給廣場。封從德表示,那就撤出廣場。我們立即根據他們的動議修改原來的決議中的撤出日期,採納當時社會上廣泛流傳的在30日全球大遊行撤出廣場的說法。[73] (64memo中華富強 - 1989)

  王軍濤的回憶沒有提到會上柴玲提出“空校”撤離方案遭否定的情況[74],也沒有提到會後他和李錄協商同意不撤的情況。和甘陽一同起草《十點聲明》的老木91年說“我聽說,王軍濤也同意你們這個反對撤退的意見。因為你們學生作什麼決定,我們都支援。”[75]這個情況也得到李錄的證實:

  當時柴玲說,本來知識份子也不是說三十號撤;這時,王軍濤拍拍我的肩膀,很誠懇地說:要是同學們願意堅持到六月二十號,我們全力支持;你們指揮部說要什麼吧,人力財力,我們都可以提供。說完,大概也是王軍濤,當即將“五月三十日”劃掉,改回為“六月二十日”。[76]

  隨後,學生議會當晚六成贊同堅持到六月二十日的方案,首聯次日也重做決議,改回到同一方案[77]。這晚,北高聯八常委亦在北大開會,一致決議廣場靜坐請願繼續堅持到六月二十日,“其堅守廣場的方針,與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和廣場指揮部不謀而合”。[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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