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學運的組織與“黑手”
封從德
2004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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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廣場指揮部與兩個聯席會議的結構問題  

  絕食團指揮部與北高聯的抗衡,以5月23日北高聯撤回高校整頓而得到了緩解。但是,這一天同時又誕生了兩個新組織:首都各界聯席會議與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以下簡稱首聯和指揮部)。以後對廣場控制權的爭奪,便主要在這兩個組織之間展開,只是在二者之外,還有一個外界完全忽略的重要角色--廣場“營地聯席會議”。下面分析一下這三個新組織的形成過程。 (六四檔案 - 1989)

  據後來成為首聯名義上的主持人的包遵信回憶,首聯的前身是5月18日和19日在薊門飯店的籌備會議,兩次都是陳子明、王軍濤用車接的。5月22日晚的籌備會議也是王軍濤用車接的,而他當時完全“懵懵懂懂的”,直到會開完他才從軍濤那堭o知這是首聯的籌備會[29]。薊門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怎樣能影響學生,控制廣場局勢。王軍濤說,我們可以提一些主意,有些具體工作可由他和陳子明的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來承擔。”[30]因此可以說,首聯是社經所一群知識份子的某些嘗試的結果,他們力圖介入學運上層,以期左右局勢,由此取得與中共談判的資格,這一點後面還有進一步分析。社經所成員張倫回憶了首聯成立前一天他們商討的情形,陳子明力主“上”: (64檔案/89)

  5月22號上午,我隨劉剛到了前門附近一個賓館。一到房間,子明便請我介紹一下廣場上的情況。……我認為……需要加強組織,幫助學生管理好廣場上的秩序,引導運動。……子明發話說,他認為鑒於現在的局勢,圍繞社經所形成的知識份子集體應該進一步上去,對運動負起更大的組織領導責任。……王軍濤此時說話神情之嚴肅和憂慮,是過去我同他交往過程中從來沒有見過的。屋堛漁薵^變得十分凝重。劉剛坐在地上,周舵和另外幾位坐在床上,沈默著。隔著茶几,我邊上坐著的陳子明又說:“軍濤,你說得都對,但是,鑒於現在的情況,我反復思考過,我們還是得上。”……最後,陳王一致同意成立“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31] (六四檔案´89)

  第二天首聯即告成立,大約五十多人參加,陳子明、王軍濤等社經所骨幹幾乎全部到齊[32]。下面是王軍濤的回憶:

  5月23日,我主持會議開始。子明提議會議定為“首都各界愛國維憲社會協商聯席會議。”……我當時提出的議題是兩個。一是建立廣場指揮系統,二是明確政治訴求。……我還提出次日召開誓師會,王丹宣佈維憲會決策,柴玲總指揮帶領全廣場宣誓。我草擬了誓詞。[33]

  要成立首聯和廣場指揮部,還須掃清一個障礙--北高聯。王軍濤接著說:

  會後,我立即與王丹等人去北大見北高聯,……他們仍在商議次日重新接管天安門廣場指揮權的事項。王超華力爭能在北高聯重返天安門廣場後主導撤出天安門廣場。在王丹、吾爾開希、劉剛和王志剛等人的支持下,我力勸北高聯不要再返回天安門廣場。[34]

  北高聯為何力爭重返廣場?這是因為廣場指揮部的前身“臨時指揮部”與高聯有一個口頭協議。臨時指揮部的成立重複了絕食團指揮部成立時的模式——開希喊撤,導致堅守廣場的同學遷怒于北高聯而另立上層機構。5月22日淩晨開希喊撤,當即遭到全場反對和北高聯的“罷免”[35]。當晚,北高聯與絕食團指揮部共同召集各校代表聯席會議,以四十五票同意,二十四票反對,通過了組建廣場臨時指揮部(絕食團指揮部加外高聯)和堅決不撤的決議,同時按王超華與張伯笠達成的口頭協定,高聯撤返高校整頓,由臨時指揮部接管廣場四十八小時[36]。因此,這時首聯對指揮部的支持至關重要。超華沒有料到那晚首聯也在廣場開了籌備會,並在第二天成立時“授權成立廣場指揮部,統一廣場上的指揮”[37]。張伯笠又沒參加首聯會議。這樣,23日當超華拿著北高聯整頓好的九人名單回到廣場要收回權力時,伯笠便推說“你找首聯去吧。”[38]當晚,按上面的回憶,代表首聯的王軍濤和王丹、吾爾開希、劉剛等人都去北大反對高聯重返廣場。至此,北高聯徹底喪失了對廣場的控制權。總之,高聯最終沒有要回廣場控制權,是幾方合力的結果。 (Memoir Tiananmen / 89)

  首聯促使廣場指揮部的成立,產生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指揮部與首聯到底是甚麼關係?為了探討這一問題,我們最好看一看原始資料。5月24日的《新聞快訊》第三期由包遵信負責、北明等編輯,其中記載了三個新組織的結構關係:

  本報訊∶為了統一指揮,堅持鬥爭,首都愛國民主運動指揮系統在多日醞釀中成立並完善。以“保衛天安門指揮部”為中心,上設由各界人士代表組成的“愛國維憲各界協商聯席會議”,和由全國各高校代表組成的“營地聯席會議”;下設聯絡部、宣傳部、參謀部、後勤部、糾察部。[39]

  顯而易見,這個結構很混亂。首先是指揮部作為“中心”,與首聯究竟是甚麼關係?首聯成員甘陽說:“既不是隸屬關係也不是平行關係”,包遵信聽了,覺得“這種說法真讓人無法理解”,結果他也用了一個很模糊的概括:兩個組織“一是進行協商,一是負責執行;聯席會上討論定的事,大都要由廣場指揮部去推行。”[40]首聯發言人劉蘇埵b5月24日下午對記者的解釋也自相矛盾:一方面,首聯是作為指揮部的後援組織,作用是出謀獻策,擔任智囊團角色,但對指揮部沒有硬性制約關係,首聯提出的任何意見,最後決定權仍在指揮部;[41]另一方面,首聯決定,天安門廣場保衛工作由總指揮部統一負責,採取總指揮負責制,而總指揮則向聯席會議負責。[42] (64memo.com-89)

  這就觸及到第二個問題:指揮部到底聽誰的?“上設”的兩個聯席會議,一個主要是社經所知識份子的,一個則是廣場學生的,二者有了分歧怎麼辦?如果說指揮部相當於行政機構,聯席會議相當於議會,那麼現在出現了兩個“議會”。下面將分析的5月27日關於“撤退”問題上的反復,便是這一矛盾的自然結果。

  第三個問題隨之形成:部門人員設置出現了兩套人馬。一套是學生的,以原指揮部為核心,上面《新聞快訊》那段話接著是:

  新成立的“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成員有∶柴玲(總指揮)、張伯笠(副總指揮兼宣傳部長)、連勝德(副總指揮)、郭海峰(秘書長)、李祿(外聯部長)、王剛(後勤部長)、楊朝輝(糾察隊長)、王超華(常委)等組成。

  另一套班子則是與社經關係密切的非學生:

  聯席會議屬下五個部:聯絡部(負責人劉蘇堙^、宣傳部(老木)、後勤供給部(王剛)、參謀部(劉剛)、糾察總部(張倫)。[43]

  第二天的首聯《簡介》上又說有十個部。可見當時的組織結構有多麼混亂,又多麼變幻無常,給人隨意更改的印象。而實際上指揮部的核心人員也並非經過正式選舉產生的,比如我就沒參加過任何選舉,而讀到上面一些名單,已經是幾年以後的事情了。

  總之,產生混亂的原因各種各樣,但根源還是設計問題。社經所人員設計出的這套方案,酷似中共的國家架構:指揮部--政治局/中央軍委;學生議會(“營地聯席會議”)--人民代表大會;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據王軍濤最近的披露,他們本來的設計是由社經所成員王丹出任“指揮部總指揮”,結果沒成功;後來又設計王丹任“學生議會議長”,也沒成功[44]。最後社經所成員真正掌握的只有首聯,由王軍濤、王丹和劉剛等人掌控[45]。也就是說,按其設計,他們本來希望完全掌握這三個架構,但在“有些沒有參加協商的知識份子”的壓力下,沒有實現而已。這就形成了有組織的社經所人員和運動自發的學生與知識份子之間的衝突,最後這樣的混亂架構,不過是兩方面妥協融合的結果。 (64memo中華富強 - 1989)

  從學生這方面來看,柴玲因為面臨臨時指揮部要“轉正”的問題,所以在23日首聯會上滿足於“授權”的上下關係;而李祿是學生議會——“營地聯席會議”的主持人[46],因此他在24日的首聯會上要不斷強調“廣場指揮部的權力來源,是建立在廣場議會的基礎上,就是營地聯席會議”;而首聯只是“一個協調組織,給我們作後勤部,第二給我們作參謀。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作我們的領導和派我們、幫助我們成立一個廣場指揮部,這完全是無稽之談”,“我們這邊最高權力機關是廣場議會。”[47]正因為如此,5月27日首聯建議30日撤出廣場,沒有在學生議會上通過[48]。而這一挫折,是標誌著首聯對指揮部的權威實際上在學生議會之下——首聯只能“建議”[49],表決權則在“廣場營地聯席會議”。 (64memo.com´89)

  社經所人員掌握的首聯的本意是堅守廣場,要求廣場學生至少堅持到6月20日,而撤離的建議其實是指揮部我和柴玲提出的(詳下)。撤離建議除了在記者會上宣讀之外,首聯並未去廣場“營地聯席會議”做學生代表的工作,後來一些人指責李祿個人對柴玲的影響否決了撤離建議,其實是對廣場運作機制完全不瞭解或誤導所致。當時社經所人員掌握的首聯的活動主要是在離廣場很遠的賓館和會議室中進行[50],他們在廣場的時間並不多,根本不重視學生議會各校代表手中的投票權。 (64memo反貪倡廉 /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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