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學運的組織與“黑手”
封從德
2004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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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絕食團指揮部形成第二次斷裂  

  如果說以幾個絕食發起人為核心的“絕食團”的形成是八九學運組織的第一次分裂,“指揮部”的形成則是第二次大裂變。拙文《“自焚”與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對指揮部合法性問題有專門的反省,[23]這堳h側重於該組織在整個運動中所形成的進一步的斷裂,尤其是領導人物的斷層,譬如李祿的介入,開始形成全新的人物掌握運動的決策核心的局面。

  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既是絕食團抗拒北高聯的延續,也是絕食同學在無序狀態下尋找自身代言人的新努力。5月15日淩晨,在北高聯支持下的吾爾開希(當時大家都把他誤認作高聯主席)主持了廣場同學東移之後,廣場上出現了混亂局面。李祿這時找柴玲談了一個多小時,又徵求了一些人的意見,便在八點左右,由柴玲在廣播站宣佈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總指揮柴玲,副總指揮李祿;而參加指揮部的唯一條件是在遭鎮壓時率先自焚。二人宣佈成立指揮部之後,馬上召集了代表會議,一方面確立其領導權,另一方面也否決了李祿的兩項提議:“自焚”與“臥路”。然後召開記者會對外宣佈;當晚十點發生了第一次人事變動,王文、馬少方、程真等絕食發起人另立一份名單,去除了李祿;當夜的兩次代表會議中,李祿一度落選,結果是在柴玲的挽留下重回指揮部,從此二人的地位不再動搖,直至六四。而馬少方等人則與指揮部漸行漸遠,6月1日淩晨,王文等人甚至發動綁架。 (64memo.com/89)

  指揮部成立以後,北高聯對學運的控制力進一步降低,尤其是失去了兩大陣地:各校代表會與廣播站。指揮部的“合法性”首先就是依靠廣場上的各校代表會取得的。當時北高聯的實際運作主要依靠王超華的凝聚力,但她也承認,“我們對絕食團的各校代表會採取一種無可奈何的態度”,“絕食團自己搞了一個代表會。可是事實上,高聯在這個階段基本上沒有再召開代表會,因為都亂了。”[24]而廣播站就是指揮系統,按李祿的說法,“沒有廣播站,實際上指揮部只是一個名字,廣播站才是一個實際的團體。”[25]從此以後,代表會與廣播站便成了北高聯與指揮部爭奪的焦點。兩個組織各自召集代表會,又各自掌握一個廣播站,因此廣場上常常出現截然不同的決議和南轅北轍的通告。 (64memo.com/89)

  大體上,“絕食團廣播站”代表指揮部,“學運之聲”代表北高聯,而後者後來居上,功率大大超過絕食團廣播站,因此北高聯從5月17日以後逐漸控制了局面,直到23日被迫回校修整之前。這種由策略之爭而導致的權力之爭和兩套指揮中心的混亂局面,鄭義也有生動的描述。[26]

  其次,從領導人物上看,斷層則更大。鄭義以為“指揮部成員大多數是市高聯的成員”,其實正相反,幾個骨幹當時不僅不在北高聯任職,甚至在本校也無職務。李祿來自外地不用說,柴玲與我都在5月6日辭去了北高聯的工作,張伯笠、白夢從未在北大籌委會做過常委,郭海峰則在4月底就不再任要職。吾爾開希與王丹的情況比較模糊,王丹是與我一道辭職的,吾爾開希按超華與梁二的說法並不代表北高聯,他們在北高聯到底有沒有正式職務都很難說。結果,絕食團指揮部竟是個全新的組織。套用一句批評中共的話來說,指揮部根據的也不是“成文法”而是“習慣法”,即人們不得不承認的柴玲的“老資歷”與“個人魅力”。[27] (64memo反貪倡廉´89)

  最後,從組織方式看,“自焚”是指揮部合法性來源。因為有了這個動議,而且得到回應,原先彼此有基本瞭解和信任的學生骨幹群被排除在指揮部以外。但是,這一“先決條件”在指揮部剛一成立便被否決,因為這對於許多絕食發起人來說無異于“政變”,比如馬少方便指李祿是在“操縱民主”。這一思路無疑為後來的多次“政變”提供了依據。而到了運動後期,這類“政變”更是家常便飯。[28] (64memo.com´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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