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學運的組織與“黑手”
封從德
2004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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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論  

  綜上所述,較重民主程序的學運組織,雖在成立之初難免經歷震盪,但隨後便穩定且運作效率較高。而北高聯在創建時缺乏基層組織和代表性,導致學運這一全局性組織始終沒有足夠的領導權威。這一權威的不足,致使幾個高聯常委個人發起的絕食出臺,從而導致學運組織的第一次裂變。

  絕食前北大等校的校園民主建設時機已經成熟,絕食後運動走出校園擴大到社會,運動的焦點和權力中心從校園轉向廣場。絕食後運動組織進一步分裂,成立絕食團指揮部是運動組織的第二次裂變。北高聯進入廣場後,與絕食團和絕食團指揮部形成領導運動的”三駕馬車”,但運動卻進一步群龍無首。

  戒嚴後成立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加入廣場指揮權的角逐,與學生組織的關係模糊不清。從權力的“有效性”角度觀察,廣場真正的最高權力機構是三百代表的廣場學生聯席會議,而非首聯或指揮部。社經所成員(所謂“黑手”)不僅是戒嚴後全盤地“上”,在戒嚴前也並不主張“見好就收”。

  運動初期由下而上的組織不多,但秩序反而較好;運動後期組織眾多互不統屬秩序越來越差。社經所人員操作成立的北高聯和首聯都企望建立運動最高組織統領全局,但兩個機構都不是由下而上的推選產生,而是由上而下地自我任命。這兩個由上而下構建的“最高組織”,一個沒能阻止絕食的出臺,一個沒能組織撤離廣場。可見,這種組織導致運動隨意放大容易,收和退則很難。 (六四檔案 / 2004)

  總之,組織的冒進是最危險的激進行為。由上而下倉促構建統領全局的組織不符民主程序且最終損害大局,由下而上透明地逐層組織才是合理而穩健的做法,這樣形成的堅強組織才可能紀律嚴明、收放自如。這不僅是八九民運的經驗與教訓,也是六四後海內外民運組織的經驗與教訓,值得未來民主運動的借鑒。

  一九九八年二月起草於巴黎,二○○四年六月修訂於紐約、八月修訂於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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