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學運的組織與“黑手”
封從德
2004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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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黑手”與“三線計畫”  

  陳小雅解讀為何“這個聯席會議始終沒有做出撤退決定”,是因為社經所所長陳子明早有一個“三線計畫”,即:

  由在這次胡耀邦逝世過程中自發產生的學生運動構成第一線,通過與社經所有聯繫的大學青年教師對之產生影響。二線,由知識界知名人士組成,功能是指導與保護學生,也可以制約學生,由與知識界朋友較多的王軍濤和閔琦聯絡,二人均為該所元老,也是七十年代末期西單“民主牆”時期的同志。包遵信的回憶證明,他們聯絡知識界的渠道之一,就是緊緊抓住包遵信。三線,由陳子明本人主持,功能是利用一線二線造成的壓力,專司與政府談判。[79] (Memoir Tiananmen - 1989)

  “三線計畫”一說被社經所的一些人否認,王軍濤在1998年對“三線計畫”有一個內涵不同的解釋[80],陳子華則在1999年撰文完全否認“三線計畫”的存在[81],陳小雅隨後撰文反駁了陳子華的說法[82]。其實,“一線”、“二線”的存在不是問題,“三線計畫”問題的核心是究竟有沒有“三線”,即“利用一線二線造成的壓力與政府談判”,從陳子華編著的《黑手備忘錄》一書中看,答案應該是肯定的,這其中的關鍵,就是維憲聯席會議成立的目的究竟是什麼。陳子華在書中說: (64檔案 / 89)

  聯席會議也一直希望與當局建立對話和談判的渠道。楊冠三曾給王軍濤帶來何維淩的消息,表示何有通過鄧朴方與高層對話的渠道。5月30日淩晨,何維淩親自找到包遵信,再次表達了上述的意思。包遵信在當天的聯席會議上通報了這一情況,會議決定由王丹和劉蘇媯平t責與何聯繫,進一步探討對話的方案。但此時與何維淩已經聯繫不上,事後得知,何離開包遵信家後即被逮捕。[83] (64檔案 - 89)

  這段話意味深長,“一直希望與當局建立對話和談判的渠道”一句已道出了個中真諦。按包遵信的回憶,何維淩的建議本身是一個偏重於官方的撤離方案:

  他一見我就說,你能不能跟王軍濤他們說說,動員廣場學生在月底撤離?……可以確定一個時間學生撤離,撤離之後將廣場打掃乾淨,表示我們歡迎解放軍進城。然後在廣場或者其他什麼地方開個聯歡會,軍隊領導與學生代表都講幾句話,造成一個團結和解的氣氛。[84]

  但在陳子華的記述中,重點卻是“與當局建立對話和談判的渠道”,興趣完全不在撤離上,王軍濤的回憶甚至連5月30日都沒有,更不用提包遵信向他們轉達何維淩的撤離方案。前文已經論證,社經所人員對廣場如何撤離並無多大興趣,這堭o到進一步印證,而且何維淩那句話的意思,顯然也是“王軍濤他們”並不情願“動員廣場學生在月底撤離”,因為頭一天首聯剛剛重新做出6月20日的決議。因此,他們的主要興趣正是“利用一線二線造成的壓力與政府談判”。在何維淩找包遵信之前,王軍濤早已得到類似訊息,並無促使廣場撤離的行動,反而是堅挺廣場並積極籌備試圖取得統一指揮權的聯席會議,而一聽說可以與當局建立對話和談判的渠道,便立即行動起來。實際上,5月22日決定成立“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的動力之一,正是為了“利用一線二線造成的壓力與政府談判”。王軍濤說那天有“幾件事情使我決定採取行動”,其一就是看到有了與官方談判的“最後機會”: (Memoir Tiananmen - 89)

  有朋友在5月22日到北緯飯店告訴我,鄧朴方哭求鄧小平不要開槍鎮壓;鄧表示讓軍隊再與學生接觸,討論和平交接天安門廣場控制權。……我與子明商議後決定當晚上天安門廣場爭取最後機會。[85]

  如何“爭取最後機會”呢?就是成立“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堅挺廣場,造成壓力與政府談判。按陳子明在首聯籌備會議上的話說,就是“首先影響學生,再通過學生影響全國,使事態首先穩定下來,才有可能通過談判解決問題。”[86]

  為何說是“最後機會”呢?因為之前爭取過,沒有成功。陳小雅根據資料分析了5.18、19薊門會議籌備首聯的背景,然後說:

  由此可見,這個聯席會議的醞釀,是在“倒鄧狂瀾”的社會背景下出現的。用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另一名負責人XX的話來說,陳子明原來設計了一個“三線計畫”,自己不公開出面,“到五一七時,他感到再不跳出來,可能什麼都撈不著了。”記住這一點,對人們理解這個“聯席會議”為什麼始終沒有做出“撤退”決定,是有意義的。因為,撤退了就不存在控制的問題,失去了這張與政府討價還價的牌,“三線計畫”就可能成為泡影。[87] (64memo.com - 1989)

  綜上所述,5月16日、22日和30日,社經所人員三次“立即行動”,都不是為了廣場撤離,而是為了“與當局建立對話和談判的渠道”,也就是“三線”。無論“三線計畫”的是在陳子明私下朋友範圍內、還是在更大範圍內知曉[88],“黑手”們利用“一線”、掌握“二線”、促成“三線”的公開行動,卻可被其自身的回憶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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