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的胡耀邦和趙紫陽
劉曉波
2005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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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趙紫陽對政治改革的貢獻  

  “黨內黨外,了解八十年代歷史的人,有真誠之心的人,不可能不敬重趙紫陽──發自內心的敬重,被壓在心底的敬重。”

  ──鮑彤《咫尺天涯念紫陽》(原載於“自由亞洲電台”2004年5月)

  這段對趙紫陽的評價,引自鮑彤先生寫於“六四”十五周年前夕的文章《咫尺天涯念紫陽》(以下簡稱《念紫陽》)。這是鮑先生第一次專門撰文談及他的老上級趙紫陽先生。

  眾所周知,鮑彤先生曾經是趙紫陽的政治秘書、十三屆中央委員、可以列席政治局會議,可謂趙紫陽非常信任和依重的下屬。也正因為如此,六四血案后,鮑先生是唯一被判刑七年的中央委員,可謂“六四”頭號政治犯。出獄后,鮑彤先生已經變成了著名的民間持不同政見者,盡管遭遇到准軟禁的迫害,但他仍然不畏恐怖地發表自己的政見。

  我之所以在修訂此文時首先談及鮑彤先生,一是因為鮑先生的回憶令我信服,他的資歷和人品就是這種信服的保証。二是因為鮑先生在八十年代、八九運動和六四后的言行令我尊敬。三是因為從趙紫陽重用鮑彤的用人之道中,也可以見出趙紫陽當政時的開明度已經非常之高。

  除此之外,鑒於某些對趙紫陽和鮑彤之間的關系的指責,我也要駁斥那些諸如“趙紫陽錯用書生”、“鮑彤是書生論政,免不了幼稚激進”等等指責,起而捍衛趙紫陽和鮑彤對八十年代改革的杰出貢獻。事實上,當趙紫陽達到權力高峰而表現出張揚之時,鮑彤作為趙的首席智囊所起到的作用,恰恰不是升溫而是是降溫。比如,據吳國光在《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1997年版)一書中記述:在籌備十三大期間,趙紫陽鑒於戈爾巴喬夫(MikhailGorbachev)的新思維在政治改革上的巨大效力,也想取法戈氏的“公開化”口號,准備在十三大提出“政治開放”。然而,鮑彤先生卻認為:目前中國的政改還僅僅處於“訓政階段”,如果過早提出“政治開放”的口號,會誤導人們聯想到開放黨禁和報禁,進而開放司法和選舉,而目前的現實不可能允許這些開放。所以,十三大報告不要提出“政治開放”的口號,而還是隻提趙紫陽的另兩句話更為穩妥,即:“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讓人民討論。”激進的“政治開放”議題,正是在鮑彤的力諫下,遂被暫時擱置。 (六四檔案 - 1989)

  在八十年代那個激動人心的改革時代,趙紫陽對中國社會轉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擔任四川省委書記期間就深得民心,當時流傳甚廣的“要吃糧,找紫陽”的民謠就是明証。他來北京之后,先在出任過國務院副總理、總理,全力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和思想解放運動,后來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裡,就為中國的政治改革營造出最寬鬆的氣氛,並於十三大報告中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七項措施。用鮑彤先生的話說:趙紫陽時代的中國,雖然還沒有民主制度,但在思想上文化上卻充滿了民主氣氛。 (64memo祖國萬歲 - 2004)

  趙紫陽與胡耀邦一樣具有人道主義同情心,但他還有戈爾巴喬夫式的對共產制度的滅絕人性的認識,這主要來自於其父輩的悲慘遭遇。戈氏的岳父母一家受到過蘇共的迫害,趙紫陽的父輩在四十年代末中共的土地改革中遭受了迫害。這種浸滿了家族血淚的意識啟蒙雖然殘酷,但是正因為殘酷才能深入骨髓。也正是這種殘酷的啟蒙,成為他向往現代民主社會的重要內驅力,使他在改革開放中以悲劇英雄的形象結束了政治生命。 (六四檔案-1989)

  在此意義上,我決不認同趙紫陽在八九運動中的表現完全是政治投機且是失敗的投機的評價,也無法認同趙紫陽沒有盡到“責任倫理”的指責。我相信他在八九運動中的作為,主要發自內心深處的道義支撐和對歷史潮流的遠見,否則的話,便無法解釋從他主政四川到出任總理再到就任總書記,其執政大方向一直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


(一)推動經濟的市場化與私有化  

  按照當年趙紫陽的主要智囊之一陳一諮說法,趙紫陽在經濟改革上的主要貢獻可以概括為:“簡政,放權,鬆綁”。在農村下放土地使用權和鄉鎮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在城市進行企業改革:“擴大企業自主權”(1979年)、"減稅讓利"(1982年),"利改稅"(1984年),"企業承包"(1986年),"股份制試驗"(1988年)。在流通領域進行“價格改革”,從“價格雙軌制”逐步走向“完全由市場定價”。陳一諮回憶說:趙紫陽在會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裡德曼時曾明確表示:"價格不在市場中形成,企業不會有競爭力。我也想一下子把價格放開,但做不到,因為大部分國企還隻習慣接受指令,對市場價格訊號反映不靈敏。所以,我接受一些青年經濟學家的建議,價格改革採取‘放調結合’,能放的一律放,一時放不了的先調,直至完全放開。“(見陳一諮《再談”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趙紫陽精神──兼賀趙紫陽八秩晉五壽誕》) (64檔案 - 89)

  在我看來,趙紫陽在經濟改革方面的主要貢獻是:在價值觀念上終結了毛式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在改革實踐中奠定了市場化與私有化的基礎。

  1農村經濟改革的主要推動者早在大躍進造成大飢荒的60年代初,趙紫陽在廣東實行的農業政策就是以“讓農民一定有口飯吃”為核心,他允許農村搞些“退田”“副業”和“養豬”。鄧小平當時就說:"趙紫陽同志對於農業很有一套辦法,將來可以考慮讓他來到中央主持全國的農村工作,協助鄧子恢同志。"也正因為如此,在劉少奇的權力上升時期,趙紫陽在46歲時接替陶鑄而出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64memo中華富強 / 2004)

  改革之初,趙紫陽主政中國人口最多的四川,使四川糧食產量在1977年和1978年連續增產100億斤,並首先響應中央對華國鋒代表的“凡是派”的批判。他堅決推行農村改革,成功地解決了農民的吃飯問題,成為與主政安徽省的萬裡齊名的地方要員。“要吃米找萬裡,要吃糧找紫陽”的民諺就是對趙之政績的最好概括。

  由於在解決農村溫飽問題上的卓越成就,他於1982年進京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和總理后,在農村改革上的最大貢獻是對鄉鎮企業的因勢利導,使中國農村的經濟改革由單純農業經營方式的變革發展為農村經濟結構的變革,開啟了鄉鎮企業大發展的序幕,使廣大農民第一次主動擺脫被釘死在土地上的命運,而逐漸變成流動於城鄉之間的農民工。

  趙紫陽在總結毛澤東時代的慘重教訓時指出:“農民是被瞎指揮搞窮的。”所以,他非常看重來自浙江農村的自發鄉鎮企業試驗,確立了鄉鎮經濟的“溫州模式”,為鄉鎮企業的發展指出了市場化和私有化的方向﹔他還通過樹立十大農民企業家的方式,激勵中國農民的首創精神和致富熱情。盡管,在六四后的一段時間裡,“溫州模式”被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在經濟領域中的典型受到批判,但是后來的中國經濟改革証明,以市場化和私有化為主要特征的“溫州模式”,恰恰為整個中國的經濟改革提供了走向自由經濟的成功示范。同時,趙紫陽對自己在農村改革上的作為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在十三大閉幕的記者會上,當美國記者索爾茲伯裡問道"要吃糧,找紫陽"的問題時,趙紫陽的回答是:“我在四川的工作被傳奇化了。我們的問題還很多。” (六四檔案 - 1989)

  2城市經濟改革的主要推動者

  趙紫陽出任國務院總理期間,他是城市經濟改革的宏觀決策的主要設計者、推動者和執行者。雖然,由於六四大屠殺的影響,大陸中國的經濟體制由計劃向市場的轉型,在1992年以后才取得了一些實質性進展,但是它的整體構想和基本藍圖則是在趙任總理及總書記時期確定的。

  早在城市經濟改革啟動前的198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就正式批發了趙紫陽對於國民經濟的發展的全面論述。趙開始以中國經濟領域的總管身份出現在全國的面前。而且,任何人也無法否認,趙紫陽任總理的八年中,中國經濟的發展到達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水平,也為后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打下了基礎。

  趙紫陽在1982年就明確提出:經濟改革就是改“計劃經濟”!1984年,趙紫陽在黨內高層首次提出“中國要發展商品經濟,走出計劃經濟的窠巢,走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之路”的主張,也就是確定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的前提下,逐步實現權力下放、放開物價、黨政分離和政企分離的措施。在企業改革上,相繼放開了承包制、租賃制和股份制﹔在對外開放政策的基礎上,繼深圳特區建立之后,又於1984年批准14個沿海城市的對外開放﹔在1987年首次提出加入全球市場的構想(即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趙紫陽也提出金融改革的初步構想:引進西方的期貨市場和証券市場,深圳於80年代末開始了股份制試驗。在改革之初,這些主張都是非常大膽的創見,並得到了鄧小平和陳雲等元老的贊揚。1986年6月12日,鄧小平在接見南斯拉夫客人時指出:中國的經濟發展我是管全局,趙紫陽同志是抓具體落實,全局設計的好,要是抓具體的配合不好,那麼也是事倍功半,趙紫陽同志是一個成熟的經濟實干家。一貫號稱最懂經濟的黨內大老陳雲,也在1987年10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說:“經濟方面,還是紫陽強一些。” (六四檔案 / 89)

  鮑彤先生在《咫尺天涯念紫陽》一文中指出:“經過一次又一次的以‘加強黨的領導’為目的群眾運動和黨內斗爭,特別是經過文革,企業黨委在企業中的絕對領導根深柢固。經濟改革要求企業建立‘法人制度’。許多黨委書記願意保持領導權力,不願意承擔法律責任。紫陽建議政治局通過決議:作為法人代表的廠長,是企業活動的中心人物。”

  在趙紫陽正式就任總書記的中共十三大上,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應該是計劃和市場的內在統一”,“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成為覆蓋全社會的資源配置機制,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主要表現在宏觀政策的調控方面,其它的一律交給市場和價格調節。企業改革也開始普遍實行政企分開的“法人制度”,即按照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的原則進行。六四后,經濟改革的整體決策的進展,主要是中共十五大提出了“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進展不過是趙紫陽主政時期的宏觀改革決策的繼續而已,並沒有對趙紫陽框架的實質性突破。 (64memo祖國萬歲´89)

  而且,必須指出的是,六四后,中國經濟盡管保持了高增長,但經濟改革的宏觀走向,已經越來越偏離趙紫陽時代所確定的市場化和私有化的方向,即沒有同步進行趙紫陽時代所提出的“民主與法制”改革,而是一直偏向了由特權主導的_足經濟,致使中國經濟改革沒有走向真正的市場經濟和私有經濟,而是走向了官僚經濟和權貴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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