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memo - 從“文革”到“六四 ”──為紀念“文革”三十年而作 by 蔣培坤丁子霖

　　從“文革”到“六四 ”　　 ──為紀念“文革”三十年而作　　　　 蔣培坤丁子霖　　（一）最需要的是認真地對待自己的歷史　　給億萬中國人造成大災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晃三十年過去了，這對很多人來說已成為歷史，留在腦子裏的也許僅僅是一種夢幻般的荒誕。中國人是健忘的，已經過去的事不願意去多想，哪怕曾經給自己帶來過傷害。然而，還有另一種“健忘”。那些在“文革”時期曾經是“革命對象”而現在又大權在握的中共政要們，也不再願意提起那一段不愉快的往事，就連看到影視和文學作品中描寫“文革”的鏡頭也不很高興。更有甚者，那些在三十年前曾經被“打翻在地”而且賭咒發誓“永不翻案”的人，一轉眼又反身過來成了大開殺戒的決策者，一手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六四”大慘案。這些人當然也“忘”了自己曾經是一場劫難中的受害者。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從“文革”到“六四”，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物換星移，景物全變了，但並沒有改變中共權勢者頭腦中從老祖宗那裏接受下來的“成則為王敗則寇”的古老信條。否則我們無法解釋，為什麼一個人的行為準則會在轉瞬之間有如此天壤之別，為什麼把億萬中國人拖上死路絕路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被“徹底否定”了，而比“文革”更“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流血慘案又發生了。現在“六四”也快過去七年了，這對很多人來說同樣已成了歷史，留在腦子裏的也許也僅僅是一些夢幻般的碎片。中共當局的權勢者要大家忘掉“文革”和“六四”，很多人也確實漸漸地遺忘了。我們的同胞已習慣了承受磨難，習慣了在夢幻中生活，因為嚴酷的現實告訴他們，除此以外不可能有別樣的生活。 (六四檔案´89)　　記得兩年前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教授林毓生先生在回憶８９年的“六四”事件時說過這樣一段語重心長的話：“我們中國的年輕人真可憐，他們只知道中共的那些宣傳，就信以為真。他們不知道中國的歷史，他們不懂中國的政治。中共是一個自卑感很強的政黨，北京政府本質上是一個軍事政權，它是上山打遊擊起家的。中共是死了多少人才獲得政權的啊。絕食表明你要與他拚命，共產黨是絕不可能退讓的。”他又說：“中共在全世界的電視機上公開表演槍殺人民，殺人也要殺給全世界看，這完全是那種打遊擊的土八路習性！”也許正是這些極其平常的話道出了歷史的真諦。用槍杆子打下的天下，天經地義要用槍杆子來保衛。可惜我們中國人（不僅僅是年輕人）並不想真正懂得歷史，他們讀歷史就像讀《三國演義》那樣輕鬆，不知道凡是歷史都是用血寫成的。我們的同胞早就應該認真地對待自己的歷史了。 (64memo.com - 2004)　　（二）共產黨處理週期性政治危機的兩種模式　　一個憑藉槍杆子建立起來的政權，就像靠搶劫得來的財物一樣，並不能自然而然地獲得人們的合法性認可。中國共產黨雖然在建國前夕召開過有各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建國後又召開過十多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然而這些會議都不過是擺擺樣子，由這些會議認可的所謂政權合法性帶有極大的虛假成份，並不能真實地反映人民的意願。因此，中共政權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來自各個方面的挑戰，在已經過去的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大的挑戰就有過三次，即５７年的“大鳴大放”，６６年的“文化大革命”，８９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其間規模小一點的還有５９年的“盧山會議”、７６年的“四五”運動、７９年的西單民主墻運動，以及發生在８０年代的幾次自由化運動、“六四”以後全國各地持續不斷的抗議運動，等等。西方有週期性的經濟危機，中國則有週期性的政治危機，這種政治危機說到底都是政權的合法性危機，它表明人們對政權信任度的下降乃至喪失，也表明政權自身失去自信和社會控制力的削弱。毛澤東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又說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來一次，說的就是這種政治危機的週期性。 (Memoir Tiananmen´89)　　“文革”和“六四”，是共產黨執政以來兩次最大的政治危機，它們都是在作為政權穩固性象徵的最高權威（前者為毛澤東，後者為鄧小平）受到嚴重挑戰時發生的。兩次危機不同的地方，在於前者的挑戰主要來自中共統治集團內部，即所謂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見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通知》）；後者的挑戰則主要來自體制外民間反對力量，包括學生、工人、市民、各界知識分子和一部份黨政幹部，官方稱這種反對力量為“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或“陰謀顛覆政府的敵對勢力”。共產黨一貫把廣大民眾對政權的質疑、對暴政的抗議形容為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或敵對分子的鬧事。由於上面所說的不同，這兩次政治危機的結局自然也不一樣。“文革”以收拾黨內權力鬥爭的失敗者終場，８９民運則以血腥鎮壓反抗的學生和民眾結局；“文革”可以被“徹底否定”，“六四”則不能“翻案”。這表明中共解決週期性政治危機的兩種不同的模式：對於由體制內反對力量引發的政治危機，一般通過權力的再分配來解決，也就是通過打破並重組原有的權力結構，以強化舊的權威，或樹立新的權威，謀求各個派系之間新的權力平衡；對於由體制外反對力量引發的政治危機，則通過嚴厲的打擊和殘酷的鎮壓來解決，包括取消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宣佈戒嚴或實行軍管、逮捕關押和審判異議人士、直至象“六四”那樣動用軍隊實行鎮壓。在中共歷史上，這兩種解決危機的模式，有時交替採用，有時同時採用。比如在７０和８０年代之交，鄧小平一手趕走華國鋒登上權力頂峰，最終完成了“文革”後共產黨內部的權力再分配；而同一個鄧小平上臺伊始又一手鎮壓了西單民主墻運動，一舉殲滅了對其權威構成威脅的民間反對力量。至於８９年的事件，則無疑是共產黨同時採用兩種模式處理週期性政治危機的極端例子。鄧小平一手把總書記趙紫陽趕下了臺，一手用機槍和坦克把民眾的抗議運動鎮壓了下去，這後一手是連毛澤東都沒有敢做的。 (Memoir Tiananmen-2004)　　現在有不少人看不清共產黨處理週期性政治危機的兩種不同的模式，或者把兩種模式混為一談，以為共產黨也會用對待黨內反對派力量的方式來對待民間反對派力量，主張所謂“朝野良性互動”，這完全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自共產黨執掌政權以來，從沒有過所謂“朝野良性互動”的先例。５７年毛澤東號召人們“向黨提意見”，應該說是實現朝野良性互動的一次大好時機，然而，毛澤東一翻臉就把“向黨提意見”變換成了“向黨進攻”，結果幾十萬人（一說９０萬，一說１００萬）被打成了“右派”。在以後的年代裏，中國的老百姓仍不改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裏“明君賢相”身上的情結，結果他們的善良願望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無情的愚弄。至於“六四”的鮮血所能證明的，也並不是學生和民眾缺少對當政者的善良願望，而是共產黨的當政者容不得半點來自民間的合理訴求，哪怕是最最起碼的、只是給予學生們一點點“做人的尊嚴”這樣可憐的訴求（例如要求政府對話，答應不“秋後算帳”等等）。生活在共產極權體制下的人們，如果不是胡塗，那就早該明白，只要專制和獨裁存在一天，共產黨與民間反對派的所謂“良性互動”就不可能，因為獨裁者的詞典裏，根本不存在“朝野良性互動”這個詞，有的只是什麼“密切聯繫群眾”、“全心全意依靠群眾”、“廣泛發動群眾”之類漂亮詞語，而這類詞語的實際涵義，無非是欺騙、愚弄和利用群眾，拿群眾當槍使而已。然而，自從發生了８９年的流血事件，共產黨連群眾也不敢去“發動”了，因為現在已找不出幾個象毛時代那樣願意“效忠”的群眾了。 (64memo反貪倡廉 / 2004)　　（三）“徹底否定”並不徹底　　如上所述，“文革”是由中共權力結構內部危機所引發，因此，當那些在權力拚殺中的失勢者一旦反敗為勝重新獲得權力後，他們對“文革”的否定是會比誰都“徹底”的，因為他們曾經飽嘗過失敗者的恥辱。至於當年投入到“文革”洪流中去的學生、工人和普通民眾，那場“革命”留在他們記憶中的，恐怕只是被愚弄、被驅使、被叛賣，再加上親身經歷或親眼目睹的陰謀、構陷、仇恨和殘殺，他們對“文革”的深惡痛絕是不言而喻的。於是，在所有的官方文件中，在大多數普通民眾中，甚至在很多知識界人士的心目中，認為“文革”應該徹底否定而且相信已被“徹底否定”的觀點幾乎成了一種共識，而且不再有任何疑問。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在最不可能發生疑問地方存在著疑問。正如當年參加到運動中去的人多半受一種非理性狂熱的驅使，今天對“文革”的所謂“徹底否定”，同樣帶有濃重的非理性情感成份。但是，情感總歸是情感，它不能代替事實，而事實是所謂“徹底否定”並不徹底。 (64memo反貪倡廉 - 1989)　　我們想下面所列舉之事實大概不會有多大的爭議：　　事實一，時至今日，“文革”中那種把個別領導人定為“絕對權威”的做法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不過是由先前對毛澤東的權威崇拜變成了對鄧小平的權威崇拜。７９年魏京生曾提醒人們“必須警惕鄧小平蛻化為獨裁者”，當時大多數人包括主張在中國實行民主的人都不能接受，但這個預言卻不幸而被言中。８９年學運期間趙紫陽向來訪的戈爾巴喬夫透露了退居二線的鄧小平事實上仍然是黨內絕對權威的底牌而遭罷黜。一直到現在，中國的興衰治亂似乎仍系於鄧小平一人。這都說明“文革”中那種荒誕反常的“權威崇拜”至今依然如故。沒有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就沒有３０年前的“文革”；沒有鄧小平的絕對權威，就沒有７年前的“六四”。如今又在“大樹特樹”江核心了，是禍是福人們將拭目以待。在中國，無論是老式的權威，還是新式的權威，都不過是專制獨裁的代名詞。過去他們沒有給我們帶來什麼好運，難道今天還能期望他們給我們帶來什麼福音？！ (64memo.com´89)　　事實二，時至今日，“文革”中那種非程序化地更迭領導人的做法和權力交接方式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毛澤東搞“清君側”，清除了劉少奇等一批黨國元老；鄧小平照此辦理，清除了他的政治對手華國鋒和得力輔佐胡耀邦、趙紫陽。毛澤東欽定林彪為接班人的做法曾為世人所謳病，鄧小平罔顧眾議，同樣照此辦理，親手把江澤民扶上了總書記寶座。這一切人們似乎已見怪不怪，然而卻說明了“文革”幽靈至今仍在中國大地上游盪。在一個專制國家裏，權力的非程序化更迭常常導致人亡政息、權力內爭、政局動盪的惡果。人們目睹了毛澤東去世後的亂象，現在又懮心忡忡地等待著鄧後的變局。 (Memoir Tiananmen-89)　　事實三，人們一定不會忘記，在“文革”之初有一種理論曾喧囂一時，那就是所謂“血統論”。這種理論由於其絕對荒謬的邏輯即使在當時就曾遭到過嚴厲的批判，但它作為共產黨“階級論”的補充和極端形態，卻並沒有從現實和歷史中消失。當年，它是紅衛兵運動得以興起的潛在思想基礎（只有按“血統論”屬於“紅五類”的人才有資格加入紅衛兵組織）；如今，它又成為中共“太子黨”強霸權力交椅、搶佔經濟灘頭的護身符和通行證。在中國，有著幾千年歷史傳統的“血統論”，曾經是封建帝王延續其家族統治的合法性保證，而在今天，它又成了中共權勢者維持其特權地位的一個無形的支柱。在人們頭腦裏以潛意識存在的“血統論”，比公開宣佈的“階級論”更可怕，因為按“血統論”被認為身份高貴的那一部份人，無論怎樣的為非作歹，似乎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任何法律、規定都奈何他們不得。 (64檔案/2004)　　事實四，“文革”給億萬人造成的最大傷害，莫過於對人性的褻瀆與蹂躪，“文革”過後有人用“人性掃地，獸性橫行”來形容當時的情形，是一點不為過的。８０年代初，中國思想界曾有過一場關於“人性”和“人道主義”的大討論，目的是喚起人的覺醒，呼籲尊重人的自由、權利和尊嚴，然而，這場討論後來被中共當局的所謂“理論權威”扼殺了。今天，“文革”中那種直接導致大規模侵犯人權的“階級鬥爭”理論雖然不再提了，但幾十年來在這種理論背景下形成的漠視人的價值、人的權利的觀點依然佔據著中共官方理論的主導地位。那些曾經呼籲人性、人道的人受到了非人性、非人道的對待；那些在８９年要求自由、人權的人喪失了自由、人權，乃至被剝奪了生的權利。面對這血淋淋的事實，誰能說“文革”已被“徹底否定”？！如果說今天與“文革”時期有所不同的話，那麼這僅僅在於：“文革”中對人權的剝奪是以“革命造反”和“群眾專政”的名義，而在今天則是以“穩定壓倒一切”和“維護國家利益”的名義。近年來，中共官方及其御用的“人權理論家”，又製造出了一套所謂“東亞文化特殊論”和“中國國情特殊論”，以此堅持其在人權問題上無視人類普遍價值的頑固立場，抗拒國際社會對其惡劣人權記錄的批評。 (六四檔案 - 1989)　　事實五，時至今日，“文革”中通行的那套法外治罪或變相法外治罪的做法也沒有任何改變。“文革”後中共當局恢復了法律審判和律師制度，但矢口否認中國存在政治犯、良心犯的事實，於是精心導演了一幕幕把政治和思想觀點上的異見者當做刑事犯治罪的醜劇。這是不折不扣的變相法外治罪。８９“六四”後中共當局對學生領袖和運動參與者的大搜捕、大審判，無一例外都沿襲了“文革”時期法外治罪的惡例。那些被控罪者不過是依據中共“憲法”行使“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公民的自由權利而已，又何罪之有？這同“文革”中那種指鹿為馬、任意羅織罪名、無限上綱，以“莫須有”置人於死地的做法有什麼區別！至於７９、９５年前後兩次對魏京生的審判，更讓人目睹在所謂的社會主義中國，嚴肅的司法審判竟形同兒戲。人說“文革”是無法無天，今天又何嘗是有法有天！ (Memoir Tiananmen/2004)　　事實六，中共當局至今仍沒有放棄用暴力和殺戮來解決政治問題的違反人類文明準則的做法。世界上發生的事情，最不能從記憶中抹去的莫過於死亡和殺戮。我們這大半輩子，大規模的死亡和殺戮已見過多次。第一次是日本人殺中國人，當時我（蔣）尚年幼，但也被趕了去“觀看”鬼子兵的殺人“表演”。第二次是“解放”初期的“鎮壓反革命”，一串一串地殺，一連殺好幾天，也動員人們去“觀看”。我也親眼見過。殺了多少不知道，但並不是都非殺不可是知道的。第三次是６０年代初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餓死的人就多了，有人統計有三千萬。我的一位父輩就是在那個年代活活餓死的。第四次就是“文革”，有人被活活打死了，有人活不下去自殺了，還有的為“保衛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慷慨戰死於武鬥沙場。這些我們都親眼見過，有的還是我們的學生和同事。死了多少人也不知道，但他們都不該死是知道的。“文革”期間還槍斃了遇羅克、張志新等人。我們雖沒有親眼見到，但確實把這些人殺了是知道的，而且知道被槍斃的還不止這兩個人，當然這些人不該死也是知道的。第六次，就是７年前的“六四”大屠殺。這次殺人動用了全副武裝的正規軍，那些慘死的學生和市民是在首都的大街上被坦克、機槍碾死、射殺的，死了多少不知道，但知道確實死了很多人，包括我們的兒子。現在，死去的已經死去了，活著的還象往常那樣活著，但是，請不要忘記，“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是同死亡和殺戮聯在一起的。一個政權要讓人民認可，至少要做到不濫殺無辜。１９７６年“四人幫”覆滅“文革”結束，大家歡欣鼓舞，很多人慶幸自己活著逃過了一場浩劫。然而，善良的中國人萬萬沒有想到，事隔13年，死神竟會再一次降臨到自己的身邊。 (64檔案-2004)　　以上僅舉六條，已足以向世人表明，所謂“文革”已被“徹底否定”之說，純屬虛誑。無可辯駁的事實是：在“文革”中惡性膨脹起來並被推向極端的中國傳統專制主義，今天的中共權勢者幾乎全部都接受下來了，沒有作任何否定，更談不上什麼“徹底”。這裏的原因很簡單，也很明白。當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目的就是要強化他的專制獨裁統治，而今天的中共領導人，不僅沒有想改變、而且仍打算把這種專制獨裁繼續維持下去，他們怎麼能舍的把“文革”徹底否定呢！ (64memo反貪倡廉 - 1989)　　（四）“徹底否定”的究竟是什麼？　　由此可見，中共權勢者所謂的“徹底否定”，當另有所指。那是指“文革”時期猶如狂風暴雨般席捲中國大地的“革命造反”行動，是鋪天蓋地貼滿機關、學校、工廠、農村及大街小巷的大字報、大標語，是雨後春筍般地從各個角落裏冒出來的民間組織和自發的民間集會，是人民群眾不化錢就能得到的各種油印小報，是把大城市的信息迅速地傳播到全國各地乃至邊陲小鎮的大串聯，……一句話，就是當年毛澤東親手放出來的“魔鬼”，即所謂“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或稱“大民主”。正是這些，令中共當權者感到極度的恐懼，他們害怕從瓶子裏放出來的魔鬼無法再收回到瓶子裏去。這就是為什麼“文革”後修改憲法時鄧小平斷然要把“四大”從憲法中一筆勾消的原因。這意味著對“文革”形式的徹底否定。共產黨常常是懼怕形式甚於懼怕內容，因為形式固然可以服務於內容，但也可以反過來成為埋葬內容的墳墓。毛澤東提倡“四大”，本意是利用它來發動群眾，以達到清除黨內反對派的目的，但當他意識到“四大”反過來危及他一生慘淡經營的權力基礎和制度時，便立即變臉，派出軍隊把熱衷於“四大”的造反派一巴掌打了下去。而在“文革”中嘗到過苦頭的毛的繼承者鄧小平，在“文革”過後則乾脆把“四大”宣佈為非法。 (64memo.com - 1989)　　“文革”所採取的“四大”該不該否定？該否定；但不該徹底否定。如果我們不是不加思索地盲從官方的結論，那就不難發現，恰恰在“文革”的種種極端形式中，幾乎包含有公民的所有各項基本權利，如言論、出版、新聞、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等等。一個聰明的母親決不會把髒水連同孩子一起潑掉；一個聰明的政治家決不會把“四大”和“四大”所包含的合理內核一起否定。自共產黨掌握政權以來一直受壓制的中國民眾，一旦有機會行使自己天賦的自由權利，他們就會牢牢抓住這個機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手段，使這些權利付之實施，而且必然會釋放出令壓迫者喪膽的巨大力量。中共強權者的壓制可以得逞於一時，卻終究不能消滅蘊藏於民眾中的這種生命的衝動。這就是為什麼在“徹底否定”文革之後無法阻止８９天安門民主運動發生的原因。８９年的天安門運動，不再是“奉旨”造反，而是以學生為主體的體制外獨立民間力量自下而上的自覺抗議運動。運動剛開始，共產黨就驚呼“文革”又來了。但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民，不乏勇敢和智能，他們採用了“文革”中採用的某些形式，卻不再是“文革”的簡單重覆，因為他們曾經是２０年前那場浩劫的最大受害者，他們懂得了如何避免重蹈“文革”的覆轍。事實證明，８９天安門運動一直到最後被血腥鎮壓，都始終保持了理性和秩序，避免了由於象“文革”那樣的非理性狂熱而引發全國性動亂的局面。這是歷史的一個大進步，人民政治意識的一個大進步。 (64memo.com / 2004)　　現在有一些知識界人士包括某些從事民運的人士，一談到８９天安門運動常常把運動中一些被迫地採取的行動斥之為“非理性”和“激進”，甚至把運動的某些參與者混同於“文革”造反派。不言而喻，持這種觀點者也是“文革”的“徹底否定”派。他們斷然否認８９民運與“文革”之間客觀地存在著的某種內在歷史聯繫，好像一沾上“文革”的邊就失去了運動的純潔性。這是對歷史事件的一種非歷史態度。只要我們稍稍回憶一下“文革”的歷史，就不難發現，“文革”自始至終都不是一場統一的運動。“文革”固然是由毛澤東發動的自上而下地清除黨內反對派勢力的政治運動，但投身於“文革”洪流的並不是單一的政治力量，也並非都是“效忠”的群眾。如同以往的歷次政治運動那樣，在“文革”中同樣存在著一個萌發於民間的民眾為抗議中共暴政、維護自身尊嚴和權利的運動。早在運動初期，在“造反”的群眾“踢開黨委鬧革命”的粗糙口號中，就已包含有對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不滿與反抗。當時從“效忠”的主流派那裏喊出了一個口號，叫做“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這裏所說的“右派”，與１９５７年“反右派”鬥爭中的“右派”是同一個概念，它包括４９年共產黨執政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整肅的持不同政見人士、因不願“歸順”或者僅僅不願“順從”中共政權而被戴上各種各樣帽子的所謂“專政對象”，有蒙受“間、特嫌疑”的海外歸國人員和僅僅只是有所謂“海外關係”的人，當然更多的是那些正直的、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學生、工人、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隨著運動的深入，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反對這場把人民拖上絕路的“革命”，反對把持這場“革命”的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直至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林彪和江青。有些勇敢者甚至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制度提出了質疑。這些勇敢的人後來都以“惡毒攻擊”罪或“組織反革命集團”罪關進了監獄，或被判處了死刑。他們在當時“誓死保衛”的狂熱中，得不到應有的支持，甚至得不到應有的同情。他們被“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淹沒了，連他們的名字也很少為後人所知曉，今天人們尚能想得起來的只是其中的很少幾個人，如前面提到的撰寫過《出身論》（此文批駮了荒謬的“血統論”）的二十四歲的北京青年遇羅克，他於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被處決。 (64memo祖國萬歲 - 89)　　歷史是不可能中斷的，我們不應該拒絕歷史。“文革”給我們的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但也催生出了一批勇敢的“思想者”和“反叛者”，是他們艱難地書寫著我們民族的英雄史詩。後來的“四五”運動、西單民主墻運動、８９天安門民主運動，都是這部英雄史詩的重要篇章。在這些運動中面對紅色或白色恐怖毅然站起來向“權威”挑戰的勇敢者，不管是已經死去的，還是今天還活著的，他們都應該得到人們的尊敬。 (64memo.com´89)　　結束語　　“文革”已過去三十年了，“六四”也過去七年了，它們都不應該從歷史中消失，也不可能從歷史中消失；而所有經歷過這兩次運動的人，都應為運動中發生的一切作證，不要放棄，也不要等待，因為我們不再需要怯懦。　　 1996‧6‧

	紐約六四紀念會﹕六四錄像《回響》﹐1997年6月4日。
	日本電視臺﹕六四鎮壓時紀念碑學生錄像﹐1990年6月4日2時。
	南半球常客﹕一篇常見的網上造謠文章－－駁《六四真相--紀念被出賣了的學生與市民》--歷史只能調查，不可臆造（增補本）﹐2000年4月17日。
	方政﹕我被坦克碾斷雙腿－－六四傷殘者證辭﹐1999年2月21日。
	六月血﹕天安門民主運動大事記﹐2000年5月15日。
	日本電視臺﹕六四凌晨柴玲和紀念碑同學錄像－－柴玲﹑紀念碑上的同學﹐1990年6月4日2時。
	海明﹕清華教師六四回憶錄﹐1999年5月18日。
	網路圖片﹕王培文(丁子霖名單19號,死於六部口坦克下)－－補充丁子霖名單﹐1989年6月4日6:20時。
	六四檔案﹕最後的紀念碑﹐1989年6月4日。
	全球“六四”十五周年紀念籌委會﹕八九“六四”……永遠無法抹去的記憶－－“六四”十五周年全球徵文啟事﹐2004年3月5日。
	六四檔案﹕紀念碑台階﹐1989年6月7日。
	丁子霖﹕“六四”傷殘者名冊(49名)﹐1994年6月4日。
	讀者來信﹕死難者追加名單-李浩成－－補充丁子霖名單﹐2002年12月3日。
	錄像﹕丁子霖呼籲關注六四失蹤者﹐2004年3月。
	丁子霖向中國人權提供﹕六四證詞--27難屬和傷殘者﹐1999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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